来自 / 联合早报 发布 / 2014 年 7 月 7 日 如果说中南海尚有解决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的良好意愿，那这种意愿在政府官员的文革思维及其激进行事方式上，正演变成一种灾难。这类官员，文革思维充盈于大脑，视宪政民主为无物，将自由人权踏于脚下，把“枪杆子里出政权”、“武装斗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奉为圭臬。对于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从来不求甚解，不问曲直，只知道运用权力野蛮打压。 近来，云南地方政府在伊斯兰教界推行“两清”运动，个旧市则召开沙甸地区综合整治工作会议。此时的新疆正在开展为期一年的“严打”，各地清真寺的伊斯兰学校也受到严格排查。这一切是因为，当前的紧张局势被想象成是伊斯兰宗教思想和国家权力之间的某种意识形态斗争。不仅如此，这种想象还被添加上一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国际背景，中国政府对外宣称，自己也是国际“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这一切，都丧失了对具体问题的所以然的探寻，不提伊宁三区革命，不提移民与汉化政策，不问地方官员的暴政与失职，无视干涉宗教信仰自由的卑劣行径，甚至回避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民族政策，只为眼前临时维稳之需要，将偌大民族宗教问题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抽象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种看待问题的视角和心态，显然已使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的解决，疏离其实质而陷入困境。 近来所发生的不幸事件，不仅汉族和非穆斯林群体悲愤，回维等穆斯林少数民族同样痛惜。各族裔及奉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数百年上千年来，共同生存于同一片天空下。只要能够谋求共同的幸福，没有人不愿去维护一个属于全体国民的统一共和国。然而，这共同的幸福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制度，就是宪政民主，就是公平公正，就是尊重彼此的价值观，尊重彼此的宗教选择和文化传统。 中共不能致力于去消灭异己的宗教思想，汉族也不能公然吆喝着同化他族和“杀杀杀”，当然穆斯林少数族裔也要懂得去尊重非穆斯林。天苍苍兮地茫茫，人各有志，各族人民应和而不同，共建共和。历史不断证明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凡在他者的思想、文化和宗教上搞专制和压迫，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昆明事件后，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对新疆问题的应对之策，总是偏左与极端，以致问题日趋恶劣。既然中国是法治国家，对任何事件都要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