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 联合早报
发布 / 2014年7月7日
如果说中南海尚有解决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的良好意愿，那这种意愿在政府官员的文革思维及其激进行事方式上，正演变成一种灾难。这类官员，文革思维充盈于大脑，视宪政民主为无物，将自由人权踏于脚下，把“枪杆子里出政权”、“武装斗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奉为圭臬。对于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从来不求甚解，不问曲直，只知道运用权力野蛮打压。
近来，云南地方政府在伊斯兰教界推行“两清”运动，个旧市则召开沙甸地区综合整治工作会议。此时的新疆正在开展为期一年的“严打”，各地清真寺的伊斯兰学校也受到严格排查。这一切是因为，当前的紧张局势被想象成是伊斯兰宗教思想和国家权力之间的某种意识形态斗争。不仅如此，这种想象还被添加上一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国际背景，中国政府对外宣称，自己也是国际“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这一切，都丧失了对具体问题的所以然的探寻，不提伊宁三区革命，不提移民与汉化政策，不问地方官员的暴政与失职，无视干涉宗教信仰自由的卑劣行径，甚至回避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民族政策，只为眼前临时维稳之需要，将偌大民族宗教问题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抽象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种看待问题的视角和心态，显然已使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的解决，疏离其实质而陷入困境。
近来所发生的不幸事件，不仅汉族和非穆斯林群体悲愤，回维等穆斯林少数民族同样痛惜。各族裔及奉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数百年上千年来，共同生存于同一片天空下。只要能够谋求共同的幸福，没有人不愿去维护一个属于全体国民的统一共和国。然而，这共同的幸福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制度，就是宪政民主，就是公平公正，就是尊重彼此的价值观，尊重彼此的宗教选择和文化传统。
中共不能致力于去消灭异己的宗教思想，汉族也不能公然吆喝着同化他族和“杀杀杀”，当然穆斯林少数族裔也要懂得去尊重非穆斯林。天苍苍兮地茫茫，人各有志，各族人民应和而不同，共建共和。历史不断证明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凡在他者的思想、文化和宗教上搞专制和压迫，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昆明事件后，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对新疆问题的应对之策，总是偏左与极端，以致问题日趋恶劣。既然中国是法治国家，对任何事件都要就事论事，依法解决；否则宪政不存，共和国之威名荡然。执政党不能遇事不爽就搞文革式的政治运动，将孤立事件上纲上线为意识形态与权力之争。这不是现代共和国的行事规则。昆明事件后，北京将问题视为针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意识形态斗争，使维族在其他省份普遍遭到排斥，甚至干涉到回族群众的信仰。或许中南海无意在维汉和回汉间制造隔阂，但这种对问题的处理手法，已在两个本来就关系羸弱的民族间隔开一道深渊。更为不幸的是，这种做法并未能防止暴恐事件的一再发生。
乌鲁木齐自由市场恐袭案发生后，新疆展开为期一年的“严打”。严打是中共特有的政治词汇，就是把宪法人权先丢一旁，迅速抓一批，关一批，杀一批。中共新疆书记张春贤指出要“群防群治，打一场反恐的人民战争”。这种话语颇具文革遗风，而其形式则更近矣。当局为此推出各种检举奖励措施。据悉，北京检举一条可疑信息奖人民币２元，当月累积举报数目还有绩效奖，有价值的信息可奖励到上万元。乌鲁木齐检举的线民则分现金即时奖励与积分奖励。即时奖励，根据信息价值，奖10元到50万元不等。积分奖励按年结算，100分奖5000元，而且超出的积分不会失效，可转入下年。路边的清洁工、擦鞋匠和报刊亭的摊主都成为政府的线民，而监视对象无疑都是维族。这类检举措施，不知道每天要制造多少冤假错案。每个维族家中都可以搜出写有经文的小册子，然后可能被定性为“宗教极端思想内容的宣传品”而治罪。此外，猎枪和菜刀也可能被认定为“凶器”。
近来新疆纪委还处理了一批维族党员干部。伊犁州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巴图尔·杜瓦买提被立案调查，罪名是“在公共场所散发与自治区民族政策不一致的言论，并存在对暴力恐怖事件态度暖味等问题”。没有明确罪行，仅因态度而获罪。这类极左手法，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亦不如。文革思维有一特征就是没有人性，当时子女可以出卖父母，妻子可以举报丈夫，当今的维族党员干部，则被要求不能对本族有任何同情之心。
就在新疆问题悬而未决之际，云南地方政府开始着手整顿滇南回族聚居区沙甸，并在各地阿拉伯语学校和伊斯兰经文学校中驱逐维族学生，甚至扩大化为限制回族学生跨省、州学习。这是因为新疆问题已被堂而皇之地变换成了“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问题，穆斯林少数民族也就在这种意识形态斗争面前，被推到了敌对面。对沙甸的整顿，让人想起了1975年的沙甸惨案。当时官方指责沙甸妄图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最终动用军队将这个小村子夷为平地。如今政府的思维与历史何其相似？此外，伊斯兰经文学校也被想象成是培养“恐怖分子”和“极端思想”的基地。这种诬蔑之词，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笔者在这类学校从教十余年，回民自筹善款，招收本族社会闲散青年，传授其阿语技能与信仰道德礼俗，使其成为社会有用之才、遵纪守法之公民，可谓用心良苦！
尽管文革已过去38年，但我们不得不说其思想的流毒远未肃清。历史上的肃反、整风、大跃进、反右、文革等极左运动，曾使多少中共党员与中国国民肝脑涂地？其灾难之恐怖，恶果之深远，一如岳建一先生所言：“直至鲜血淹没了红色，泪水填凸了海。于是，一个本该产生巨擘大师的时代，几乎一片空白。于是，煌煌中华，躲避不及历史的惩罚，人口危机、生态危机、公害危机、文明危机、信仰危机……相继而至。于是，一个民族的劣根性深化了。于是，几乎再铸了一个民族的不幸性格。”
如果中南海继续放任此类文革思维来处理民族宗教问题，不仅问题绝无解决的可能，恐怕我们距离下一场文革已不远矣！中国前总理温家宝说：“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