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論

 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能在此与在座的诸位共同探讨我国宗教领域的法治建设。  上午听徐玉成老先生讲，因为《少林寺》这部影片，大家看到和尚想到的是“武术”和“不吃肉”，徐先生认为这是对佛教的严重歪曲。听后令我感慨万端，相比起伊斯兰教来，佛教的处境好的太多了（会场笑声），现在人们看到穆斯林恐怕联想到的是“恐怖分子”和“暴力”。  本次会议为我安排的议题是“宗教表达与宗教极端主义”，因为时间关系，这里我只着重谈“宗教极端主义”。在诸位面前，我已经意识到，我在观点上是个少数派，如果下面的发言有冒犯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  宗教表达与“宗教极端主义”是一个关于宗教自由与国家安全的话题。宗教表达本应是信教公民的不可剥夺权利，这项权利是毋庸置疑的，但因为“宗教极端主义”作为一个政治名词的出现，这种提法和观念导致我们把宗教和“极端主义”联系到一起，也就是把宗教和某个政治势力，把宗教和某个武装组织联系到一起，于是政府部门为了国家安全就对宗教采取措施，比如以“去极端化”为名，以“淡化宗教意识”为名，干预信教公民的宗教表达。  我的观点是，所谓“宗教极端主义”的说法并不具有真实性，这是个不能称为概念的错误见解，是对问题的一种不真实的想象，因为宗教本身并不存在“极端主义”，宗教只是信仰。无论是基于历史经验还是客观事实，政府都应该把宗教在一切形式的政治权力斗争中分离出来，秉持政教分离原则，将宗教与“极端主义”分离，也就是将宗教与宗教信仰者的个人行为分离，而不是将两者混为一谈，因某个信仰者的个人行为就把他信奉的宗教牵扯进来，造成政教对立的局面。  “宗教极端主义”，毫不客气的说，是近年来中国某些专家编造的一个新名词，与其类似的提法还有“宗教极端思想”、“宗教极端势力”，或者更为直接地使用“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某些专家的附和下，“宗教极端主义”似乎已是一个准确无误的概念，成为政府部门干预宗教的理由。  1919 年，马克斯•韦伯曾告诫德国慕尼黑的一批青年学子们，当务之急不是讲什么大道理，而是澄清概念，当概念被准确运用到问题上时，问题就会不言自明。一个人必须清楚自己在说什么，这样他才有可能解决问题。在当前伊斯兰教问题上，就存在着乱用概念胡说一通的现象。关键是，当某个说法关系到了千万人的宗教...

 又到一年斋月时，但中国政府“恩泽不及于边塞”，依法治国，“依法保障信教群众正常宗教需求”“尊重信教群众的习俗”，这些都和眼下新疆扯不上关系。“春风不度玉门关”， 诗人王之涣虽远在唐朝，却能“预见”到今天中国新疆问题的复杂性。在新疆，给人的直观印象是天高皇帝远，或者是“政令不出中南海”，亦或者是中国的春天还没有到来。  斋月前夕，中国新疆当局如临大敌，多个官方网站和官媒发出官方文告，禁止党员、公务员、学生和老师封斋。当局要求饭馆开门营业，为此伊犁地区一个县政府网站说，该县食品安全官员决定，将指导和鼓励清真餐厅在斋月期间正常营业，不惜对营业的清真餐厅放松食品安全检查。今年斋月期间，当局规定维族餐厅不得停业，违者将受处罚。斋月适逢学生暑期，但当局规定学生每周必须返回学校参加政治学习及午餐，以此排查是否有违规封斋的学生。  近年来，新疆暴力事件呈几何级数增长，当局官员则谴责“宗教极端主义”，并认为其应当对暴力事件的增多负责。于是，新疆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被中国新疆当局推给抽象的伊斯兰威胁论，认为治疆就是治理伊斯兰，认为消除暴力就必须使人们脱离伊斯兰，所以就在斋月禁止人们封斋、做乃麻子（礼拜），以为这种粗暴干涉宗教信仰的做法，将能够赢得穆斯林民心和新疆的长治久安。这种奇葩逻辑推理，是中国新疆当局官员的执政水平所决定的，令人难以理解。  据中国法治传媒网站报道，新疆阿瓦提县法院召开干警大会，部署斋月期间维稳任务，要求干警自觉遵守斋月期间的相关规定，亲自带头落实并管教自己家属不封斋，不参与斋月相关的宗教活动，不留大胡须、不蒙面、不穿吉力巴甫服。即使是离退休干部，也被要求要自觉落实淡化宗教氛围，不封斋、不进清真寺，并做好斋月期间定期汇报工作。  新疆医科大学则在斋月前夕召开工作会议，要求各学院加强斋月期间对学生的管理。该校基础医学院在 6 月 14 日召开会议，对斋月期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学工人员值班安排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安排部署。参会干部就如何防止师生封斋展开热烈讨论，纷纷表示要与学生进行零距离的心灵沟通，解决他们思想上的困难，用实际行动“打通最后一米”。会议结束后，全部干部参加了学院各班级主题班会，与学生一起政治学习。各班级班主任又组织学生举行“传达并教育学生封斋期间禁止学生封斋和做乃麻子主题教育班会”。进入...

 埃及法庭 5 月 16 日判处被罢免的前总统穆尔西死刑。  穆尔西的死刑，意味着反对派自“愤怒日” (2011 年 1 月 25 日 ) 以来的所有努力，尽付东流水，埃及重返军警统治时代。  这是“阿拉伯之春”的“冬日”，那山花烂漫的“春景”——“一个崭新的中东”，终究未能成为现实。  当年埃及革命时，以穆尔西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势力和以巴拉迪为代表的世俗自由主义势力，数百万人携手走上街头向政府表达不满，战机在空中盘旋，他们却无畏无惧，全世界莫不为之鼓舞。在开罗的塔利尔广场，示威民众站在军用车顶，铸成人墙，高举标语：“滚开，暴君，打倒穆巴拉克 ! ”至今让人动容。 18 个日夜 846 位烈士的革命代价，换来统治 30 年之久的穆巴拉克下台，还埃及以民主 !  在埃及议会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中，代表穆斯林兄弟会的自由与正义党横扫 498 席中的 235 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接下来的总统选举中，穆尔西以 51.73% 的支持率 (1323 万票 ) 击败代表军方的前总理沙菲克，成为埃及史上首位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也是自 1952 年埃及成为“共和国”以来首位没有军方背景的总统。穆尔西在当选后说：“我们已经告诉世界，我们想要和平。”  那时，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桠”。  那时，埃及人充满了希望。  还有，穆斯林世界在基地组织之类的激进路线之外，找到了一条通向未来的坦途。  然而，自由的代价历来是昂贵的。穆尔西先是被军方罢黜、拘禁 (2013 年 7 月 3 日 ) ，再被法院以“暴力对待示威者”罪名判处入狱 20 年 (2015 年 4 月 21 日 ) ，近日则又以“越狱罪”被判处死刑。  与此同时，埃及还有另一场“前总统官司”。穆巴拉克 5 月 9 日在开罗郊区一所警察学校的法院出庭受审，因侵吞公款被判处 3 年徒刑。这是他面临的最后一场官司，先前的判决都已被推翻，所有指控被撤销。穆巴拉克曾因谋杀示威者被判处无期徒刑，塞西掌权后下令法院重审。司法系统心领神会，随即推翻自己先前的判决并撤销该项指控。  在穆巴拉克最后这场官司中，支持者们穿着印有他头像的 T 恤衫早早等候在那里，在他进门时招手飞吻。当法官宣布判决结果时，...

张老师瑟兰！文章已收悉，现复文如下：  概念是思维的基础，是人类对复杂事物的理解，而如今对概念的错误运用正在成为人们达成共识的最大障碍。马克斯·韦伯在晚年对慕尼黑的学子们发表了一篇演说，他说自己无须讲什么大道理，只需要澄清概念，当概念被准确运用到问题上时，问题就不言自明了。很多时候，分歧并不见得是因为问题本身，而是大家并不知道对方在说些什么。  还有对话语系统的运用问题，当人们在进行对话的时候，是使用伊斯兰传统话语，还是西方现代话语？比如您认为伊斯兰是“教道”而非“宗教”，这在传统伊斯兰话语中并不是问题，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迪尼”一词，或者用“伊斯俩目”、“耶胡德”、“乃苏拉”等名称直接来表达。在伊斯兰话语系统中，这些概念所指向的就是那些实体，清晰可见，明确无误。这样一来，“宗教”和“教道”的使用问题就不存在了。彼此用西方现代话语来表述，同样不会存在问题。       但在汉话语中这会是个很麻烦的问题，因为传统汉语文化并不定义概念，根本就没有“宗教”这个说法，“宗教”、“政治”、“经济”等，都是从西方舶来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华文明没能发展出逻辑学来，就因为它对复杂的事物缺乏概念。后来严复、梁启超等清末民初的学人与日本学者取长补短，才在汉语语境中建造了这些概念，并有了后来的汉语学术。所以，您之所以强调使用“教道”一词，是因为您在汉语语境之下进行表述的结果。        此外，您所使用的“教道”不能称之为概念，按照康德的说法，这属于一种“见解”。“见解”就是对个别事物的想象，不具有普遍性。您所说的“教道”只是对“伊斯俩目”的一种认识，它不能被普遍运用在人类所有宗教现象中。如果它不能被普遍用在人类所有宗教现象中来称呼所有的宗教，而仅仅是对“伊斯俩目”的一种称呼，那么，使用“伊斯俩目”或者“和平”的含义会更明确。如果您认为“教道”可以用来称呼所有的宗教，具有普遍性，那么，它与“宗教”就没有区别了，它因此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宗教”则不同，它不是对个别事物的想象，而是对很多事物的共同点的想象，具有普遍性，比如“伊斯俩目”、“耶胡德”、“乃苏拉”都具有“宗教”概念的共同点。关键是，我们必须要通过一个概念来认识“伊斯俩目”、“耶胡德”、“乃苏拉”这些人类现...

《联合早报》近日登载题为《文明冲突的阴影》的社论，表达了对当今伊斯兰世界问题的忧虑。社论中指出的问题，即所谓文明冲突式的矛盾，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现代世俗文明的挑战，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世界性威胁等等，虽有事实存焉，但伊斯兰威胁论也赫然于论题中。 　　“原教旨主义”标签并不适用于伊斯兰世界，它是一种近现代西方基督教社会的现象，而且今天也不再那么新鲜了。这个概念原本是指在西方社会中保守的基督徒，而在伊斯兰世界中也有“保守”的穆斯林，比如在沙特阿拉伯，那里的人们仍然保持着一千多年前的传统生活方式，但没有人会把原教旨主义的标签贴在沙特国王萨勒曼的身上，何况他现在正积极与美国一道打击伊斯兰国并空袭也门胡塞武装。还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尽管这是个纯粹的教派国家，但没有人会把它视为原教旨主义政权，否则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谈判就不可能。 　　原教旨主义概念在今天被更多地用在伊斯兰国组织和基地组织 ( 卡伊达 ) 的身上，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保守，比如他们正在很纯熟地使用现代互联网社交平台，并吸引了大量欧美年轻一代人的加入，还有对现代新式武器的运用。 　　实际情况是，那些被贴上原教旨主义标签的穆斯林，并非是因为宗教上的保守，也不是因为反对现代化——尽管他们可能会表现出一种保守和对现代社会的敌视，而是对现有国际秩序不满，或对本国有政治上的诉求。因此，原教旨主义概念并不适用，能够较为准确地涵盖这类穆斯林的一个词汇应该是“伊斯兰主义”。伊斯兰主义是行动主义，强调在保持伊斯兰传统的前提下去建立政治秩序。 　　伊斯兰主义者之所以会存在，并非是伊斯兰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那些对现有国际秩序不满或对本国有政治诉求的人恰好信奉伊斯兰，而如果他们是共产党人，那他们就会是共产主义者；要是他们是美国人，并珍视现代西方社会的那些进步观念，那他们就会是资本主义者或现代主义者。 　　奥萨马·本·拉登、巴格达迪、叙利亚的温和反对派们，以及阿拉伯之春开始时那些喊着“安拉 ( 阿拉 ) 至大”的口号上街举行反政府游行示威的阿拉伯民众，他们都可以被称为伊斯兰主义者，因为他们都是信奉伊斯兰的穆斯林并谋求改变既有的政治秩序。 　　在伊斯兰世界中的这些伊斯兰主义者的存在，以及他们所采取的激进的与温和的形式，让我们所处的世界看上去正在经历文明的冲突。文明冲突是一种分析人类历史与社会问题的方法，曾被奥斯瓦尔...

 一些轻信现代性的穆斯林知识分子，正在有意或无意的使教门世俗化。历史之所以不那么乏味，是因为总会有一些情节戏剧性地重复上演。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一场宗教与现代精神的游戏中，而在近现代的欧美社会，基督徒们已在这场游戏中输得精光。我们眼前的这场游戏，除了现代性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汉语社会，这个社会中包含着极为复杂的文化内容，关键是它也像基督徒那样在和现代精神大谈恋爱中（“五四”、“文革”）赔光了自己的家底，此时正迷茫地站在那里，不伦不类。如果我们不想在它们面前输光教门的本钱，那么，那些要在现代社会进行宗教改革的人就当应清楚自己正在干什么。  现代社会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人们通常会用这样一些戏剧性的话语来表达它：“上帝死了”（尼采）、“超自然者的隐遁”（贝格尔），还有“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上帝当然不会真的死了，只是这个时代要决心与上帝疏离。“世俗化”在拉丁语词源上包含着一层十分有趣的含义，就是撒旦的此岸世界。这个世界致力于祛除一切神圣色彩，摧毁所有传统，它总能让生于其间的宗教信仰者一不留神就做了撒旦的朋友。       卢克曼在回顾基督教与现代精神之间的那场游戏时，总结了两个概念，即“外在世俗化”和“内在世俗化”。也就是说，基督教不仅在外在的社会层面被否定而致社会非基督教化，即使在其自身内部也开始自我否定并进行符合时代潮流的宗教改革。贝格尔说：传统宗教信仰不仅在普通人眼中变得毫无意义，而且在许多仍然继续属于教会的人眼中也毫无意义了。这个论述对当下中国教门问题的意义在于，古老的伊斯兰体系，那些自先知时代就开始建构的内容：天启经典的神圣性，超自然的宗教认知，功修的形式及价值，以及传统教法体系的权威性等，这一切不但在普通民众眼中变得毫无意义，即使在那些应当很懂教门的阿訇、学者和知识分子眼中也毫无意义了。       这是因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传统宗教世界观被现代社会世界观取而代之。在现代社会，世界已经可以不需要造物主而存在，只要原子们能够在虚空中不厌其烦地碰撞下去；人则可以从生物慢慢地进化，尽管从猴子到人的过程会有点曲折。最为关键的是，虽然没有了上帝，但人们的生活看上去还不错。科学...

 人类世界的暴力问题，至今欠缺解决之道。  当一名伊斯兰国组织成员处决一名叙利亚政府军士兵时，他们相同的穆斯林身份，还有他们相同的阿拉伯民族身份，都没能避免这一悲剧的发生。这是因为他们各自不同的身份，一个是“哈里发国”，一个是阿萨德政权。  当以色列人攻击加沙巴勒斯坦人时，他们相同的亚伯拉罕族裔身份，还有他们相同的天启宗教身份，也没能避免这一悲剧的发生。这是因为他们各自不同的身份，一方是犹太人，一方是阿拉伯人。  在九一一事件中丧生的 2977 人，只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国家是美国。在“反恐战争”中丧生的约百万人（ 2012 年的一份数据称，死者可能已达 110 万人 ），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国家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或他们是“基地组织”（ 卡伊达 ）成员，或萨达姆政权的拥护者。九一一事件中受害者的人数精确到个位，而且名单已刻在墙上；而“反恐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至今也没能统计和确定，这是因为受害者不同的国家身份所造成的——他们不是美国人。  2015 年伊始，三名枪手袭击法国《沙尔利周刊》报社，导致包括枪手在内的 14 人死亡（ 其中一名 18 岁枪手自首 ）。在这一暴力事件中，丧生者同是法国人，只是因为一方是赞同对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有讽刺自由的漫画家，一方受命于“基地组织”且认为有责任为先知“报仇”。在事件中，一名警察和枪手同是穆斯林，只是因为他们分别是来袭击的“枪手”，和凑巧赶来治安的“警察”这两种不同的身份。  还有当今世界伊斯兰与西方间的对立，只是因为人们分属于不同的文明，就摧毁了人们共同对国家、种族和语言的认同，摧毁了他们的所有共同点，并引发了当今人类社会最为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亨廷顿称其为“文明的冲突”。两种文明曾在历史上互为“老师”和“学生”，并共同促进了人类文化、思想和技术的伟大进步，但这傲人的历史并未能消除今天的对立。  再有德国的“柏林围墙”（ 1990 年拆除 ）和朝鲜半岛的“三八线”（ 1953 年设立 ），它们让同一民族因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不同的阵营而分崩离析，把亲情生硬地隔断在“墙”和“线”的两端。  这些暴力真的是因为身份的不同造成的吗？这不同的身份对人类究竟有何意义？  政权、国家、种族、宗教和文明，它们作为人类对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