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轻信现代性的穆斯林知识分子，正在有意或无意的使教门世俗化。历史之所以不那么乏味，是因为总会有一些情节戏剧性地重复上演。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一场宗教与现代精神的游戏中，而在近现代的欧美社会，基督徒们已在这场游戏中输得精光。我们眼前的这场游戏，除了现代性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汉语社会，这个社会中包含着极为复杂的文化内容，关键是它也像基督徒那样在和现代精神大谈恋爱中（“五四”、“文革”）赔光了自己的家底，此时正迷茫地站在那里，不伦不类。如果我们不想在它们面前输光教门的本钱，那么，那些要在现代社会进行宗教改革的人就当应清楚自己正在干什么。
现代社会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人们通常会用这样一些戏剧性的话语来表达它：“上帝死了”（尼采）、“超自然者的隐遁”（贝格尔），还有“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上帝当然不会真的死了，只是这个时代要决心与上帝疏离。“世俗化”在拉丁语词源上包含着一层十分有趣的含义，就是撒旦的此岸世界。这个世界致力于祛除一切神圣色彩，摧毁所有传统，它总能让生于其间的宗教信仰者一不留神就做了撒旦的朋友。
卢克曼在回顾基督教与现代精神之间的那场游戏时，总结了两个概念，即“外在世俗化”和“内在世俗化”。也就是说，基督教不仅在外在的社会层面被否定而致社会非基督教化，即使在其自身内部也开始自我否定并进行符合时代潮流的宗教改革。贝格尔说：传统宗教信仰不仅在普通人眼中变得毫无意义，而且在许多仍然继续属于教会的人眼中也毫无意义了。这个论述对当下中国教门问题的意义在于，古老的伊斯兰体系，那些自先知时代就开始建构的内容：天启经典的神圣性，超自然的宗教认知，功修的形式及价值，以及传统教法体系的权威性等，这一切不但在普通民众眼中变得毫无意义，即使在那些应当很懂教门的阿訇、学者和知识分子眼中也毫无意义了。
这是因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传统宗教世界观被现代社会世界观取而代之。在现代社会，世界已经可以不需要造物主而存在，只要原子们能够在虚空中不厌其烦地碰撞下去；人则可以从生物慢慢地进化，尽管从猴子到人的过程会有点曲折。最为关键的是，虽然没有了上帝，但人们的生活看上去还不错。科学技术革命让人们尝到了甜头，这是基督教的中世纪所没有的，人们开始觉得牛顿要比上帝可靠，于是开始走无神的人本主义道路。宗教从此退出了现代社会大多数人的生活，仍坚守宗教世界观的人成了认识上的少数派。
无论如何，少数派都不是一个让人感到舒服的位置。一个穆斯林来到北京天安门前，戴着头巾穿着长袍留着胡须，要么他自己会觉得难为情，要么他就会给别人造成恐慌。一位认识上的少数派，他的困境并不是因为多数派的不宽容，而是他的认识不被接受为知识。知识这个概念在知识社会学上指的是接受为或相信是知识的东西，但在现代社会中，宗教上的认知，如创世、女人来源于男人的肋骨、天使和精灵的超验世界等，都被认为是些毫无科学根据的神话传说，并非知识。在这种处境下，除非他有坚强的意志，他能够让自己的信念失去一切社会支持——人毕竟是一种社会性存在，这极为困难——如果他还在意别人的看法，但他又无力进行说服，那么他的信念很可能会分裂瓦解，在他自己的思想中也开始变得不可靠。
当一位阿訇要为干旱祈雨时，如果他说不出其中的科学原理，更重要的是雨水并没有如期而至，那他对以后再次展示这种技能就会表现的很谨慎，他或许会事先参考一下天气预报的说法，或者开始怀疑这项知识的可靠性。祈雨失败在前现代社会中是信仰者的虔信程度、德行高低及由真主意志决定下的神秘宇宙秩序的问题，而在现代社会，它是一个真主是否存在的问题，这会让祈雨失败的阿訇倍感压力。如果他不能对此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那么，他很快就会发现，在他身后跟随礼拜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只要我们还想把芸芸众生从魔鬼的世界拉入真主的世界中，就必须去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但这种应对，不应该是对现代性的屈从和符合，不是根据现代人的看法在传统信仰领域进行自我清算，去走一条世俗化的道路。这是基督教的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所走过的道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他们根据现代精神，用理性和科学的方法对传统信仰进行修改。这种修改首先是一种翻译，就是将传统宗教语言翻译为与现代世界观相一致的话语，也就是一种对宗教的世俗化的诠释。蒂里希运用纯粹理性的方式来解释宗教，布尔特曼则用不受古人超自然神话观念影响的语言，去重新描述圣经的信息。宗教经过这种“翻译”后，几乎所有的超自然内容都被除掉了，最终退化为“神死神学”。
当下中国的教门也开始了某种形式的“新教化”。如果祈雨不成功，那就在教门中除掉这项内容。如果这项内容是圣训和经注记载的，那就对这些传统知识体系提出质疑、进行改革，至少还有古兰经。如果古兰经也记述了这项内容，那就对经文进行理性解释，直到它符合科学为止。在当下中国的教门中，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屈从的不仅是现代性，还有主流社会和本土文化。为了招来主体民族，他们放低门槛，修改规则。比如对阿拉伯文天启经典的神圣性和非穆斯林是否进火狱的讨论，如果不去在意现代社会和主体民族的看法，这在纯粹的教门领域并不是问题。关键是，在历史上，所有成功的教门皈依事例，都不是通过放低门槛来实现的。历史上那些皈依的民族，如波斯人和土耳其人，尽管他们仍保持着自己的语言文化特色，但波斯语、突厥语都进行了阿拉伯语化，维吾尔语也是这样。所以，教门的发展从来都是真理的问题，而不是单纯的策略的问题。
贝格尔说：“神学对于所谓超自然者的隐遁的屈从，在多大程度上成功，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击败了自身。最终它代表的是神学以及体现神学传统的那些机制的自我消解”。这种论断对当下中国教门问题的意义在于，那些正在用理性根据现代精神对传统进行自我清算的人，无论如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无非是想表明，宗教对现代人仍然适用，并且能够对现代社会继续做出贡献。从策略上来讲，时代是一种很脆弱的东西，对它的符合，此种解释或彼种解释，很快就会过时，这就是英格所说的，“娶时代精神为妻的人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是个鳏夫”。从实质意义上来讲，他们对教门进行了韦伯所言的那种意义上的“除魅”，教门成了一个被掏空了宗教性的躯壳。关键是，一个世俗化了宗教还能否拯救灵魂？在审判日能够奏效的规则，很可能是传统所强调的那些内容。尽管传统会在历史上沾染很多“不良习俗”，但它毕竟是从先知时代一路走来，更何况它存在于一部完整的天启经典的监督下，至少比起依照现代精神所订立的那些新规则来要可靠一些。
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是我们的使命，但绝不是去走一条屈从现代性的世俗化道路。“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句孔子格言在这个问题上是那么的合理。教门的古老堤坝已经千疮百孔，那些致力于推行世俗化改革的人，在拆毁这座堤坝之前在他的身后最好有一座城池，以便承载芸芸众生。他事先要拥有一套完备的知识体系，以便取代旧有的伊斯兰体系，而且应该比历代经训学者和法学家们那一套更经得起检验。他最好具有先知般的品质，能够十分自信地向世界宣布，他的道路将直达天国乐园，并拍着胸脯对追随者说：审判日不会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