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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飞:决议过后

 联合国大会 21 日上演历史性一幕, 128 个国家反对美国以霸权主义姿态单方面改变耶路撒冷性质,罔顾国际社会在巴以问题上数十年和平努力。西方霸权主义横行穆斯林世界一百年,如今遭遇了一点挫折,而且是在他们亲手建立的国际秩序中。这一制度的设计,本不会让美国受约束。安理会 18 日曾就此问题付诸表决, 15 个成员国有 14 国赞成,但美国动用一票否决权,使这项谴责自己的草案未能通过。这才是这种当代人类社会游戏规则的实质,就是大国不受制约。  然后则只剩这种规则的形式,就是联合国大会。虽是形式,却是霸权与正义的面对面。此时,这座大厦内才真正体现它的民主。土耳其和也门代表穆斯林和阿拉伯国家,提请联大召开紧急特别会议再就此表决。特朗普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莉,在表决前夕警告 180 余国代表,会以记黑名单方式惩罚那些投赞成票的国家。在人类史上,凡是小国反对大国,都没有好下场。虽然如此,决议获得 128 票赞成, 9 票反对, 35 票弃权。这种霸权与正义的格格不入和针锋相对,全部展现在黑莉的脸上。她满脸的不高兴和无助,就像是拿石块面对坦克的巴勒斯坦人。  人类世界只能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霸权的基础上。虽然联合国安理会的制度设计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但几乎所有成员均已意识到霸权的威胁。尤其是小国,最容易遭大国欺凌,也最有兔死狐悲的感触。此次联大投票,与美国为伍的八个国家,除当事国以色列外,都是小国。因为弱小到必须依赖美国而存在,就因恐惧和利益而不再过问什么正义了。虽是小国,但尚有一点生存资本的国家,如新加坡;或已对世界不抱希望、破罐子破摔的国家,如朝鲜,仍敢对强权说一声“不”。至于 35 个弃权国家,则是在这一问题上的人格分裂和对是与非的难于取舍。  美国既要面子,还要里子。决议过后,黑莉向反美的各国表示,这并不能影响美国将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决定,但会影响美国会如何看待联合国,以及如何看待那些在联合国不尊重美国的国家,“美国会记住这一天”。也就是我们不要面子了,你们好自为之。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表示,“没有任何投票或辩论能改变关于耶路撒冷的清晰现实。”潜台词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你们想怎样?你们能怎样?  美以这种以军事和经济实力称霸世界、欺压弱国的外交行为,正是一战霸权主义的延续。今天的美国政...

李云飞:历史的节点

 从 1917 年英国政府宣布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到今天特朗普宣布美国政府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经过了一百年。这一百年,是一个民族的梦想成真,与另一个民族的穷途末路。是西方世界的崛起,与伊斯兰世界的没落。是两种文明在人类社会的此消彼长和世界秩序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  当奥斯曼军队在一战中东大势已去,决定死守加沙战线,以阻止英军北上,守住耶路撒冷这座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城市时,犹太复国主义者正通过各种渠道游说英国内阁主要成员,表示欧美的犹太财团愿为这场大战提供政治上与经济上的支持,以换取战后犹太人能在耶路撒冷建国。  英国政府希望能在 1917 年圣诞节之前攻下耶路撒冷,以安抚厌战的英国民众,并计划将这座城市交由一个能够由英国支配并在伊斯兰世界腹地保持独立性的政府控制,而不是交给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战后国际政府共管,所以,再没有比犹太复国主义者更理想的盟友了。在加沙战役开始前,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致信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告诉他,英国女王陛下意欲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并会尽全力促成此事。  稳操胜券的英军,在两次加沙战役中均未能突破奥斯曼军队防线, 10 月 22 日发起第三次加沙战役,陆军与海军将全部炮弹倾泄在敌方阵地,将加沙城夷为平地,于 11 月 6 日突破土耳其人阵地。两天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犹太纪事报》迫不及待发布了贝尔福的信函,告诉世界英国政府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的中东政策。此时,英军刚进入巴勒斯坦,脚尚未站稳,耶路撒冷还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  奥斯曼军队失去加沙后,又迅速与德国盟军建立新防线,以阻止英军抵达耶路撒冷。但是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均不愿看到耶路撒冷遭遇战火,于 12 月 8 日从耶路撒冷撤军,结束奥斯曼帝国对其四百年的统治,以及它 1280 年的伊斯兰历史。一百年后,几乎与此同时,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在加沙战役的前一年,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在埃及英国官员游说下,发动反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起义。这使奥斯曼军队腹背受敌,在东西两线与英军作战、北线与俄军作战的同时,还要应对南方造反的阿拉伯人。消息传到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全印穆斯林联盟立即通过一项决议,谴责阿拉伯人的反叛,警告阿拉伯人正在帮助欧洲主宰中东。这种泛伊斯兰主义的忧虑立即变成现实,阿拉伯...

李云飞:回汉之间

 中国是现代民族国家,由多民族构成。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以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为基础的国家形态,也是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唯一被认可的政治组织形式,并以此拥有其独立性和主权。  国家以“民族”命名,即国家的根本特征是其民族性。此“民族”,不是单一之民族。当今世界没有纯粹单一民族国家。此民族是由认同同一个国家的多个民族(族群)所构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清末民初,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将之称为“国族”,我们今天也称之“中华民族”。  现代民族国家,其存在取决于国家内各民族对它的认同。此认同是将国家视为是对自身有意义的,是一种自愿的身份认同。心甘情愿,强迫不来。这认同越强烈,国家就越稳定。各民族视国家为一项共同事业,一项为了共同的幸福所从事的事业。虽然各民族对幸福都有其不同标准,但这项国家事业将实现并保障各民族各自的幸福。这就是“共和”的含义。  共同事业需要团结一致,因此民族国家的存在还取决于民族团结。民族团结越牢固,国家就越强大。正是着眼于此,习近平在第二次新疆工作会议上说:“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这“石榴籽”的比喻,是充分认识到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性质。  遗憾的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一些极不好的现象。有人利用自媒体攻击他者,以大民族主义立场来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指手划脚,总是企图去同化别人,消灭别人文化,让别人从习俗到信仰都要与自己一个模样。这种言行不可避免地造成民族间关系的紧张,破坏了民族团结,并有损于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基础。  笔者作为国家一员,尤其是作为回民和穆斯林,在当前形势下强烈意识到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回汉之间,不是苍白的理论,不是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想象,而是活生生的人际关系。 1966 年,我母亲去临邑县人民医院,在大门口偶遇一男子,见他把几个月大的孩子放进带筐(鲁北独轮车使用的一种用藤条编的运货物的长条筐),摽在自行车后座准备驮走。这人叫郑永明,是洼里王村的汉民。带筐里是他女儿,叫郑兰,我从记事起一直管她叫兰子姐。  母亲问他原因,他说:“这孩子病得厉害,活不成了,俺不想再看了!”我母亲就把他拦住,掏钱给他,硬是让他回到医院继续给孩子治病。  孩子活了下来,郑永明找我母亲致谢。他凭相貌和口...

李云飞:诡秘的土耳其政变

 在开罗的《 H-ra 》杂志总部,见到总编内维萨特·萨维斯( Nevzat Savas )。他温文尔雅,但没有电视上帅气。他是“服务运动”( Hizmet Movement )最重要的媒体人,他的杂志被认为“改变了阿拉伯世界对土耳其的看法”。  去年土耳其政变发生后,萨维斯向阿拉伯世界阐述居伦( Fethullah Gulen )的立场。看上去效果还不错,最明显的是海湾国家和埃及与土耳其政府关系的紧张。  我们这次会面很有纪念意义,因为刚好在政变发生一周年之际。他酷爱绿茶,我带给他一盒信阳毛尖,我们就从茶文化开始聊。聊得心不在焉,于是直奔主题。 “如果真是军方发动政变,埃尔多安将死无葬身之地”,他十分肯定地对我说。这是“服务运动”人士的普遍观点,认为政变是埃尔多安的“伪旗行动”。 “知道吗?”他微笑着说,“我们土耳其人是最早搞政变的, 1960 年、 1971 年、 1980 年、 1997 年,中东这些国家的政变都是跟我们学的。”我会意一笑,他的意思是,土耳其人是政变专业户,经验丰富,不可能失手。  他给我拿来一些驳斥埃尔多安政府的材料,其中有一本《在考验时期的立场》的书,全面阐述了居伦的观点。我翻阅着材料说:“在安卡拉,蒂亚乃特( Diyanet )的官员也给了我一些材料,您要多给我一些才行,这样我就能均衡地分析事件了。”  他听后大笑,然后平静下来说:“给您材料的那位部长,与我有很深的私交,我们经常一起组织活动,那时他站在台上总是说‘服务运动’有多好,去年政变后我们成了陌生人,他说我是库夫勒(伪信士)。但我们绝不会说他们是库夫勒,他们依然是我们的穆斯林兄弟。”  土耳其官方坚持认为,居伦在搞平行政府,企图控制国家政治走向。在官方的材料中,为首的一份是埃尔多安的一篇立场性的文章,将“服务运动”定性为“准恐怖主义”。他指责“那些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人”(居伦)企图发动政变,要“坚决捍卫自己经由民选的执政权力”。一位官员说:“居伦就是幕后黑手,否则为什么躲在美国不敢回来?政府握有证据,他与军方高层有染!”  在土耳其,你能深刻感受到埃尔多安受人民爱戴的程度。在达恰目里嘉山上,放眼望去是作为奥斯曼帝国政治遗产的伊斯坦布尔城,右手边山坡上正在建一座拥有六个尖塔的清真寺,老...

李云飞:不见伊斯兰

  十九世纪著名穆斯林思想家穆罕默德•阿布笃( Muhammad Abduh ),在 1888 年从巴黎返回开罗时写道:“我去了西方,看到了伊斯兰,而不是穆斯林;我回到了东方,看到了穆斯林,而不是伊斯兰。”这种由伊斯兰现代主义视角,参照近代西方的强势与伊斯兰世界的分崩离析所下的断语,全面否定了其所在时代穆斯林代表伊斯兰的资格。这种否定,是一位穆斯林思想家的自我深刻反省,以及对作为伊斯兰载体的穆斯林社会落后于西方的严厉批判。十九世纪,于穆斯林而言,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世纪。这种否定,体现了其所在时代穆斯林社会形势的严峻。穆 罕默德•阿布笃认为,穆斯林别无选择地要面对现代社会。欲摆脱危机,必须进行社会体制改革。他认为伊斯兰与现代知识是相通的,阻碍穆斯林走向现代的不是伊斯兰,是穆斯林自己。基于此,他以爱资哈尔( AI-Azhar )这座千年宗教学府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教育改革,在传统的教学体制内加进了数学、历史、地理等新学科。他在沙里亚(教法)上倡导伊智提哈德(创制),以充满活力的新法学,以伊斯兰的名义,来为穆斯林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开辟一条道路。   一百多年过去了,穆斯林社会的形势依然严峻。十九世纪伊斯兰现代主义者们就穆斯林走向现代社会提出的两个指标,一是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一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如今看来都没能完成。穆斯林即未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引领者,如他们的前辈在中世纪那样;也没能建立起民主、稳定、高效的现代民族国家。二十世纪摆脱西方殖民统治而建立的穆斯林国家,绝大多数采取了专制政体,并在今天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专制政体的政治危机。   在今天的开罗,垃圾遍地,人心不古, M 型社会,军人政权,以及紧张的社会关系,是这座城市给人的印象。这与倡导清洁、道德、公平、秩序、和谐的伊斯兰价值明显不符。开罗是在 1798 年就已开始世俗化的穆斯林城市,但在它逐渐远离伊斯兰之后,却未能成为一座像巴黎那样的现代化大都市。相比而言,埃及的乡村更接近这些伊斯兰价值,只要它们离世俗化的都市足够远。   世俗化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共生现象,不是一个通过选择就可以避免的选项,而是必须面对的挑战,是穆斯林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趟过的“火溪”。世俗化的“除魅”(马克斯•韦伯),或曰对神圣性的“侵蚀”(艾弥尔•涂尔干),使其成为宗教及传统的反动。...

李云飞:“清真泛化”背后

在汉语世界,“清真”一词在使用了至少五百年后,如今却成为问题。去年中国的清真食品立法被搁置,今年相关部门则开始整顿“清真泛化”。所谓“清真泛化”,据官方的解释,就是把“清真”概念扩大到畜禽肉类范围以外。“清真”是伊斯兰教中一个中国本土化的词汇,在汉语的使用中,历史上被赋予了丰富的含义,不仅包括“ HALALI ”,还涵盖“伊斯兰”、“穆斯林”和“回族”,如清真寺、清真教、清真言、清真先贤古墓,这些都超越了畜禽肉类的范围。  就“清真”这一概念在民族宗教上所具有的复杂性而言,政府部门根本不可能处理好这一问题。“清真泛化”的提法及其处理方式,也与本届政府所提出的“依法治国”不符。即使当前“清真”的使用真的出现了所谓“扩大化”的问题,但只要这没有侵犯他人权利,未对国家安全构成直接而紧迫的威胁,政府部门就无权干预。  政府部门不能因一个文化概念的传播,就动用行政手段来干预。这种手法,让我们又回到了政治挂帅的年代,就是用政治来统帅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当年的林彪为了迎合毛泽东,就以这种思维来突出政治,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如今政府部门认为他们有权力告诉穆斯林群众,在对“清真”的使用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官员们认为他们什么都能管,什么都要管,这不是又走回政治挂帅的老路了吗?  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习五一及其支持者们,将政府整顿“清真泛化”视为他们反穆斯林的一次胜利。他们对穆斯林的攻击性言论,正在引发回汉和维汉之间的仇恨,但未见官方采取任何措施。相反,某些部门及省份极力迎合这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反穆斯林倾向,或是在利用这种倾向,整治穆斯林聚居区的所谓“伊斯兰化”、“阿拉伯化”问题。如临夏数月来在民族宗教上出现的左倾现象,将文革后宗教政策恢复以来的大好局面,搞得乌烟瘴气。  一个回族自治州,不体现回族文化和其宗教,难道要体现汉族文化和其宗教吗?这是文化专制主义,就是认为只有自己“天然”地代表着“先进文化”,其他文化都是愚昧落后应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必须用自己的文化来改造它们。文革时,我们在文化上就曾犯下这样的错误,反一切文明,不仅反外国文明,也反本国文明,最终所谓的文化就只剩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挥舞小红书、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了。  宁夏作为全国唯一的回族自治区,曾打“清真”...

李云飞:云南“4•15”宗教出版物案

 全国“扫黄打非”办于近日向社会公布 2016 年战绩,在其“十大案件”中,第二大案件是“云南‘ 4 • 15 ’特大制贩非法出版物案”。该案所涉出版物都是伊斯兰教类,在穆斯林群众中影响极大。去年 4 月中旬,云南、甘肃两地公安部门联手,查封位于云南嵩明的良伟印务有限公司,没收书籍 174 种 32 万余册,查扣印刷设备及配套工具 39 台,逮捕马志雄、马静等 32 人。该公司是穆斯林民间仅存的较为专业的经书印刷处,几乎与所有重要的穆斯林社区和清真寺都有业务往来。该案的侦办,涉及全国 31 个省(区、市),引发穆斯林群众恐慌。 “扫黄打非”(扫除黄色出版物,打击非法出版活动)始于 1989 年,当时中央发文成立“全国清理整顿书报刊领导小组”,后来该小组在 2000 年改成“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设办公室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据官方称,贵办隶属于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等 27 个部门组成,由中宣部长担任组长,部署、指导、协调、督查全国各省区市“扫黄打非”工作。  若进一步追溯,“扫黄打非”工作是延续改革开放前的行政管制传统。 1949 年人民政府成立后,国民政府的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被战争摧毁,人民政府借此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为保障这一体制,政府把所有经济活动全部纳入政府政策法令控制之下,之外则是商业投机行为。凡游离于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的商业行为,均被视为“投机倒把”予以打击。后来则进一步政治化,“投机倒把”成为严重的政治罪名,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挖社会主义墙角”。  本来《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第三十五条),但这一自由逐步被行政法规所剥夺,自五十年代起,出版、印刷和发行被纳入计划经济体制内,受政府管制和支配。不服从管制,就是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1987 年,国务院发布《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把“印制、销售、传播非法出版物(包括录音录像制品),获得非法利润的”(第三条第七款),定为“投机倒把”行为。此后相关政府条例,包括宗教事务条例,迎奉国务院政令,不顾《宪法》,对出版建立起审批管制制度,“扫黄打非”即是这种管制的体现。  改革开放后,政府承认了“私营经济”的存在( 1988 年),市场经济体制被确立。 1997 年,“投机倒把罪”被从《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