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世界，“清真”一词在使用了至少五百年后，如今却成为问题。去年中国的清真食品立法被搁置，今年相关部门则开始整顿“清真泛化”。所谓“清真泛化”，据官方的解释，就是把“清真”概念扩大到畜禽肉类范围以外。“清真”是伊斯兰教中一个中国本土化的词汇，在汉语的使用中，历史上被赋予了丰富的含义，不仅包括“HALALI”，还涵盖“伊斯兰”、“穆斯林”和“回族”，如清真寺、清真教、清真言、清真先贤古墓，这些都超越了畜禽肉类的范围。
就“清真”这一概念在民族宗教上所具有的复杂性而言，政府部门根本不可能处理好这一问题。“清真泛化”的提法及其处理方式，也与本届政府所提出的“依法治国”不符。即使当前“清真”的使用真的出现了所谓“扩大化”的问题，但只要这没有侵犯他人权利，未对国家安全构成直接而紧迫的威胁，政府部门就无权干预。
政府部门不能因一个文化概念的传播，就动用行政手段来干预。这种手法，让我们又回到了政治挂帅的年代，就是用政治来统帅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当年的林彪为了迎合毛泽东，就以这种思维来突出政治，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如今政府部门认为他们有权力告诉穆斯林群众，在对“清真”的使用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官员们认为他们什么都能管，什么都要管，这不是又走回政治挂帅的老路了吗？
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习五一及其支持者们，将政府整顿“清真泛化”视为他们反穆斯林的一次胜利。他们对穆斯林的攻击性言论，正在引发回汉和维汉之间的仇恨，但未见官方采取任何措施。相反，某些部门及省份极力迎合这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反穆斯林倾向，或是在利用这种倾向，整治穆斯林聚居区的所谓“伊斯兰化”、“阿拉伯化”问题。如临夏数月来在民族宗教上出现的左倾现象，将文革后宗教政策恢复以来的大好局面，搞得乌烟瘴气。
一个回族自治州，不体现回族文化和其宗教，难道要体现汉族文化和其宗教吗？这是文化专制主义，就是认为只有自己“天然”地代表着“先进文化”，其他文化都是愚昧落后应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必须用自己的文化来改造它们。文革时，我们在文化上就曾犯下这样的错误，反一切文明，不仅反外国文明，也反本国文明，最终所谓的文化就只剩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挥舞小红书、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了。
宁夏作为全国唯一的回族自治区，曾打“清真”牌来发展经济，在阿拉伯世界招商引资，民族和睦，经济繁荣，其成就有目共睹。但如今却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倾向意识形态斗争了。自治区政府负责人表示，“要提高警惕防止清真标识泛化”。
所谓“清真泛化”观念，深受新疆宗教政策的影响。在新疆《识别宗教极端活动（75种具体表现）基础知识》读本中，将故意扩大“清真”范畴定性为“宗教极端主义”。2014年7月18日，新疆日报社登载题为《把“清真”泛化是别有用心》的文章，认为这是“以清真和不清真来制造隔阂，就是想把信教群众当作他们实现分裂国家罪恶目的的工具，最终把信教群众引入到灾难的深渊中。”
将新疆问题归咎于“宗教极端主义”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错误做法，然而这不但未得到纠正，反而被某些官员和学者从新疆引向内地。前国家宗教局局长叶某在《环球时报》撰文称，要警惕宗教“泛化”后面的“极端化”，清真泛化“明显是要将伊斯兰泛化”，而“伊斯兰泛化的后面，往往是搞极端化”，并指责穆斯林向自己的孩子传授宗教知识，以及穆斯林聚居区出现的阿拉伯文标示牌现象。
如叶所言，政府整顿“清真泛化”的用意并非是对清真食品的管理，而是防范“伊斯兰化”或“阿拉伯化”，因为在他们看来伊斯兰教就等同于恐怖主义。正是这类言论，鼓舞了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起来反穆斯林，加剧了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或者这些官员本身就是大汉族主义者。
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华人及中华文明也存在于穆斯林世界，今年迪拜庆贺中国新年的文化活动就搞得有声有色。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穆斯林国家都像中国这些极左官员反伊斯兰文化一样反中国文化、歧视华人，中国政府作何感想？中国人民有何感受？习近平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时表示，“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然而中国的官员们却在关上门搞文化专制，搞宗教歧视，搞意识形态斗争。
至于他们要推行什么文化，实则他们除了反他者的文化外，对此一无所知。这些人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来反穆斯林，虽表现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最忠诚的拥护者形象，实则他们是政治|骗子，是投机主义分子。这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自己集团的利益，宁左勿右，铁腕处理民族宗教问题，不惜葬送国家未来。茅于轼先生有句话说得好：“社会由大多数利己不损人的小人组成，虽不理想却定是可以生存的。而小人都变成君子，每件事都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将是可怕的社会。”为国家未来着想，中央政府应及时对当前民族宗教中出现的问题“拨乱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