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著名穆斯林思想家穆罕默德•阿布笃（Muhammad Abduh），在1888年从巴黎返回开罗时写道：“我去了西方，看到了伊斯兰，而不是穆斯林；我回到了东方，看到了穆斯林，而不是伊斯兰。”这种由伊斯兰现代主义视角，参照近代西方的强势与伊斯兰世界的分崩离析所下的断语，全面否定了其所在时代穆斯林代表伊斯兰的资格。这种否定，是一位穆斯林思想家的自我深刻反省，以及对作为伊斯兰载体的穆斯林社会落后于西方的严厉批判。十九世纪，于穆斯林而言，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世纪。这种否定，体现了其所在时代穆斯林社会形势的严峻。穆罕默德•阿布笃认为，穆斯林别无选择地要面对现代社会。欲摆脱危机，必须进行社会体制改革。他认为伊斯兰与现代知识是相通的，阻碍穆斯林走向现代的不是伊斯兰，是穆斯林自己。基于此，他以爱资哈尔（AI-Azhar）这座千年宗教学府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教育改革，在传统的教学体制内加进了数学、历史、地理等新学科。他在沙里亚（教法）上倡导伊智提哈德（创制），以充满活力的新法学，以伊斯兰的名义，来为穆斯林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开辟一条道路。
一百多年过去了，穆斯林社会的形势依然严峻。十九世纪伊斯兰现代主义者们就穆斯林走向现代社会提出的两个指标，一是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一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如今看来都没能完成。穆斯林即未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引领者，如他们的前辈在中世纪那样；也没能建立起民主、稳定、高效的现代民族国家。二十世纪摆脱西方殖民统治而建立的穆斯林国家，绝大多数采取了专制政体，并在今天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专制政体的政治危机。
在今天的开罗，垃圾遍地，人心不古，M型社会，军人政权，以及紧张的社会关系，是这座城市给人的印象。这与倡导清洁、道德、公平、秩序、和谐的伊斯兰价值明显不符。开罗是在1798年就已开始世俗化的穆斯林城市，但在它逐渐远离伊斯兰之后，却未能成为一座像巴黎那样的现代化大都市。相比而言，埃及的乡村更接近这些伊斯兰价值，只要它们离世俗化的都市足够远。
世俗化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共生现象，不是一个通过选择就可以避免的选项，而是必须面对的挑战，是穆斯林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趟过的“火溪”。世俗化的“除魅”（马克斯•韦伯），或曰对神圣性的“侵蚀”（艾弥尔•涂尔干），使其成为宗教及传统的反动。在现代社会，所有宗教及传统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世俗化的挑战，伊斯兰也不能例外。但是，穆罕默德•阿布笃所畅想的现代穆斯林国家，是一个能充分体现伊斯兰价值的国家，而不是在世俗化过程中割断它与伊斯兰的根。
否则，现代化对穆斯林而言，将赔光自己的本钱，掉进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所说的那个“玩笑”中：“采纳世俗的西方文明恰好是陷入了始料未及的20世纪西方精神危机。西方真诚地对世界开了一个无意的玩笑。西方在向世界兜售它的文明时，买卖双方都相信它是货真价实的，结果却不然。由于这一不幸，20世纪的精神危机使西方化的人类多数，比少数西方人更为苦恼；这种苦恼可能导致苦难。”
当今中东社会震荡，从某种意义上，是由伊斯兰价值建立的穆斯林社会秩序在世俗化的冲击下分崩离析，政治、经济、文化脱离宗教试图塑造一个新社会，而又不得。破旧立新，新秩序却未能如期建立。用穆斯林哲学家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Seyyed Hossain Nasr）的观点来说，中东社会震荡，是伊斯兰作为向心力在穆斯林世界的丧失，穆斯林离开这个中心后向四周扩散，从而导致了各种“极端”的选择。恢复秩序的有效方法，是重新确立伊斯兰在穆斯林世界的核心地位。
问题不是现代社会，也不是世俗化，而是穆斯林群体是否有足够的才智来应对挑战。如果伊斯兰原有的知识体系无法应对这种挑战，穆斯林知识分子就必须建构新的知识体系，使穆斯林在走向现代社会的同时，也能保持自己的宗教和传统。如今看来，穆斯林群体尚不具备这种才智。
在近代西方的道路上，大学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为社会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穆斯林世界的大学，尤其是传统宗教大学，未能展现出这种力量。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最新排名中，全球800所大学，不见爱资哈尔身影。据康德的定义，大学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它的生命，只有在此前提下，师生才能自由地追求真理与探究学术，从而引领社会发展。但穆斯林社会中的大学，因专制政体而无自由，无自由便无学术，恶性循环，造成知识的贫乏。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穆斯林社会的混乱是因为穆斯林的大学没能培养出现代社会的公民。当我们在谴责穆斯林社会中的激进主义时，我们更应该谴责这个乏力甚至是失败的教育制度。当我们的宗教领袖们在谴责恐怖主义时，他们更应该反思，他们如何放弃了社会的主命义务，让社会走到如此地步？如果在后世需要有人为今天穆斯林社会的混乱承担责任的话，乌里玛群体显然要首先承担这个责任。
穆罕默德•阿布笃只见穆斯林不见伊斯兰的论断说出一百多年后，今天又有穆斯林学者得出相似的结论。穆斯林经济学家侯赛因•阿斯卡里（Hossein Askari，曾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委员会，担任过沙特阿拉伯财政部长特别顾问）进行了一项新的学术研究，通过研究《古兰经》和圣训得出的社会经济指标，提出大多数西欧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更接近《古兰经》规定的制度，而不是穆斯林国家。他通过对各国的调查发现，最符合《古兰经》规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前三个国家依次是爱尔兰、丹麦和卢森堡。在所有穆斯林国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马来西亚，居于第33位，沙特则排在第93位。
阿斯卡里说：“伊斯兰教是一种强调规则的社会秩序，几乎所有规则都能在《古兰经》中找到。”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为市场制定了规则，而现在的资本主义更接近这项规则。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先知穆罕默德也想要一个公平的社会，所以规定，富人要缴纳天课（济贫税）用于穷人。这项制度使穆斯林社会在历史上有效避免了富裕与贫穷两级分化的M型社会的出现。
如今埃及所面临的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说明伊斯兰的经济制度未得到落实。这个世俗政权，既未落实伊斯兰的制度，也未走向西方民主，而是堕落为军人独裁政权。权力不受制约，必然产生腐败，国家财富被当权者瓜分，民不聊生。埃及作为区域大国，这种阿拉伯病夫状态，使整个穆斯林世界前景黯淡。
中东乱局，更与伊斯兰和平的精神相去甚远。沙特与伊朗，拉帮结派，势不两立。或与美国为伍，或与俄罗斯为伍。安拉则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舍信道者而以不信道者为盟友，你们欲为真主立一个不利于你们的明证吗？”（4:144）靠石油发家的海湾诸国，通过肤浅的现代建筑的表象来诠释他们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当今穆斯林社会的这些现象，进一步印证了穆罕默德•阿布笃只见穆斯林不见伊斯兰的论断。而一百多年未有改观，则说明穆斯林社会面临严重危机，社会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写于开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