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論

 中国是现代民族国家，由多民族构成。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以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为基础的国家形态，也是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唯一被认可的政治组织形式，并以此拥有其独立性和主权。  国家以“民族”命名，即国家的根本特征是其民族性。此“民族”，不是单一之民族。当今世界没有纯粹单一民族国家。此民族是由认同同一个国家的多个民族（族群）所构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清末民初，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将之称为“国族”，我们今天也称之“中华民族”。  现代民族国家，其存在取决于国家内各民族对它的认同。此认同是将国家视为是对自身有意义的，是一种自愿的身份认同。心甘情愿，强迫不来。这认同越强烈，国家就越稳定。各民族视国家为一项共同事业，一项为了共同的幸福所从事的事业。虽然各民族对幸福都有其不同标准，但这项国家事业将实现并保障各民族各自的幸福。这就是“共和”的含义。  共同事业需要团结一致，因此民族国家的存在还取决于民族团结。民族团结越牢固，国家就越强大。正是着眼于此，习近平在第二次新疆工作会议上说：“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这“石榴籽”的比喻，是充分认识到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性质。  遗憾的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一些极不好的现象。有人利用自媒体攻击他者，以大民族主义立场来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指手划脚，总是企图去同化别人，消灭别人文化，让别人从习俗到信仰都要与自己一个模样。这种言行不可避免地造成民族间关系的紧张，破坏了民族团结，并有损于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基础。  笔者作为国家一员，尤其是作为回民和穆斯林，在当前形势下强烈意识到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回汉之间，不是苍白的理论，不是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想象，而是活生生的人际关系。 1966 年，我母亲去临邑县人民医院，在大门口偶遇一男子，见他把几个月大的孩子放进带筐（鲁北独轮车使用的一种用藤条编的运货物的长条筐），摽在自行车后座准备驮走。这人叫郑永明，是洼里王村的汉民。带筐里是他女儿，叫郑兰，我从记事起一直管她叫兰子姐。  母亲问他原因，他说：“这孩子病得厉害，活不成了，俺不想再看了！”我母亲就把他拦住，掏钱给他，硬是让他回到医院继续给孩子治病。  孩子活了下来，郑永明找我母亲致谢。他凭相貌和口...

 在开罗的《 H-ra 》杂志总部，见到总编内维萨特·萨维斯（ Nevzat Savas ）。他温文尔雅，但没有电视上帅气。他是“服务运动”（ Hizmet Movement ）最重要的媒体人，他的杂志被认为“改变了阿拉伯世界对土耳其的看法”。  去年土耳其政变发生后，萨维斯向阿拉伯世界阐述居伦（ Fethullah Gulen ）的立场。看上去效果还不错，最明显的是海湾国家和埃及与土耳其政府关系的紧张。  我们这次会面很有纪念意义，因为刚好在政变发生一周年之际。他酷爱绿茶，我带给他一盒信阳毛尖，我们就从茶文化开始聊。聊得心不在焉，于是直奔主题。 “如果真是军方发动政变，埃尔多安将死无葬身之地”，他十分肯定地对我说。这是“服务运动”人士的普遍观点，认为政变是埃尔多安的“伪旗行动”。 “知道吗？”他微笑着说，“我们土耳其人是最早搞政变的， 1960 年、 1971 年、 1980 年、 1997 年，中东这些国家的政变都是跟我们学的。”我会意一笑，他的意思是，土耳其人是政变专业户，经验丰富，不可能失手。  他给我拿来一些驳斥埃尔多安政府的材料，其中有一本《在考验时期的立场》的书，全面阐述了居伦的观点。我翻阅着材料说：“在安卡拉，蒂亚乃特（ Diyanet ）的官员也给了我一些材料，您要多给我一些才行，这样我就能均衡地分析事件了。”  他听后大笑，然后平静下来说：“给您材料的那位部长，与我有很深的私交，我们经常一起组织活动，那时他站在台上总是说‘服务运动’有多好，去年政变后我们成了陌生人，他说我是库夫勒（伪信士）。但我们绝不会说他们是库夫勒，他们依然是我们的穆斯林兄弟。”  土耳其官方坚持认为，居伦在搞平行政府，企图控制国家政治走向。在官方的材料中，为首的一份是埃尔多安的一篇立场性的文章，将“服务运动”定性为“准恐怖主义”。他指责“那些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人”（居伦）企图发动政变，要“坚决捍卫自己经由民选的执政权力”。一位官员说：“居伦就是幕后黑手，否则为什么躲在美国不敢回来？政府握有证据，他与军方高层有染！”  在土耳其，你能深刻感受到埃尔多安受人民爱戴的程度。在达恰目里嘉山上，放眼望去是作为奥斯曼帝国政治遗产的伊斯坦布尔城，右手边山坡上正在建一座拥有六个尖塔的清真寺，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