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现代民族国家，由多民族构成。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以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为基础的国家形态，也是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唯一被认可的政治组织形式，并以此拥有其独立性和主权。
国家以“民族”命名，即国家的根本特征是其民族性。此“民族”，不是单一之民族。当今世界没有纯粹单一民族国家。此民族是由认同同一个国家的多个民族（族群）所构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清末民初，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将之称为“国族”，我们今天也称之“中华民族”。
现代民族国家，其存在取决于国家内各民族对它的认同。此认同是将国家视为是对自身有意义的，是一种自愿的身份认同。心甘情愿，强迫不来。这认同越强烈，国家就越稳定。各民族视国家为一项共同事业，一项为了共同的幸福所从事的事业。虽然各民族对幸福都有其不同标准，但这项国家事业将实现并保障各民族各自的幸福。这就是“共和”的含义。
共同事业需要团结一致，因此民族国家的存在还取决于民族团结。民族团结越牢固，国家就越强大。正是着眼于此，习近平在第二次新疆工作会议上说：“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这“石榴籽”的比喻，是充分认识到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性质。
遗憾的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一些极不好的现象。有人利用自媒体攻击他者，以大民族主义立场来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指手划脚，总是企图去同化别人，消灭别人文化，让别人从习俗到信仰都要与自己一个模样。这种言行不可避免地造成民族间关系的紧张，破坏了民族团结，并有损于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基础。
笔者作为国家一员，尤其是作为回民和穆斯林，在当前形势下强烈意识到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回汉之间，不是苍白的理论，不是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想象，而是活生生的人际关系。
1966年，我母亲去临邑县人民医院，在大门口偶遇一男子，见他把几个月大的孩子放进带筐（鲁北独轮车使用的一种用藤条编的运货物的长条筐），摽在自行车后座准备驮走。这人叫郑永明，是洼里王村的汉民。带筐里是他女儿，叫郑兰，我从记事起一直管她叫兰子姐。
母亲问他原因，他说：“这孩子病得厉害，活不成了，俺不想再看了！”我母亲就把他拦住，掏钱给他，硬是让他回到医院继续给孩子治病。
孩子活了下来，郑永明找我母亲致谢。他凭相貌和口音知道是位回民妇女，但找了五年一无所获。那时正值“文革”，我母亲为了养家糊口，冒着被扣上“挖社会主义墙角”的罪名，拾起回民卖羊肉的老本行，私下走村串乡。有一天她走到洼里王村，巧遇郑永明。郑永明让女儿郑兰管我母亲叫“娘”，回汉两家人从此开始交往，结为“干亲”。
在鲁北回汉人民的文化语境中，将跨民族关系称为“干亲”。没有血缘关系的回汉两家人结为一种拟亲属关系。在这种回汉关系中，双方的婚丧嫁娶礼尚往来和言谈举止，遵循许多礼数。这些礼数是不成文的规定，是回汉人民为了维护良好关系自愿约定俗成的。所有礼数都是基于对对方的尊重，这种尊重又加深了彼此的友谊。
每当回汉过节，两家人礼尚往来。虽然节日不同，宗教信仰有别，风俗各异，却彼此衷心祝福。《宪法》中“宗教自由”的精神，就这样被人民群众在生活中体现出来。
每次去郑家，他们会为你准备一个专用水杯。现在想来，这简单的举动是让人数十年如一日情愿维护这种关系的重要因素。伊斯兰没有这项规定，但它让你意识到你是被尊重的。相比而言，汉族同胞没有饮食禁忌，他们来回民家倒是方便许多，可以随意吃清真餐，回民的节日就成了他们自己的节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这样的民族关系岂不是很好吗！
我母亲去世后，两家人依旧保持“干亲”关系，至今已50年了。这种回汉故事，存在于中国社会成千上万回汉家庭中。这种故事是鲜活的，是回汉人民真实的生活写照。相比而言，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用键盘敲打出来的极端民族主义理论，则是苍白的文字。
有些人处理民族宗教问题，不了解、不尊重、不包容、不欣赏、不相互学习、不相互帮助，而且硬是要把原本紧紧抱在一起的石榴籽给掰下来。还有那些靠民族主义想象出来的历史仇恨和民族隔阂，是一种完全不切实际、严重脱离现实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各族人民，同在一个国家的天空之下，长期共存，唇齿相依，荣辱与共。各族人民虽然就文化、经济、人口等方面有大小强弱之别，有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分，但就其在民族国家中的地位而言，大家是完全平等的。
如果我们打破这种平等关系，搞弱肉强食，搞文化同化，搞得人心惶惶，中国各族人民就不可能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联合早报》，2017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