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该来谈谈“积极分子”？上世纪的中国，每一场运动，都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如“土改运动积极分子”、“反右运动积极分子”、“批林批孔积极分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积极分子”。当然，我们穆斯林感触最深的是“宗教改革积极分子”。 一九五八年，杨静仁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宗教压迫是压在回族人民身上的一座大山》的发言，通过积极主动地对本族宗教和文化的革命，维护了自己的利益，并被历史所铭记。最终，“积极分子”这一概念，根据“积极分子”们在历次运动中的历史表现，被定义为这样的人—— 他们被人用来达到进行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的目的，同时他们又是政治投机者。 从被人使用的层面上，他们是工具。但作为政治投机者，他们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来谋取个人利益，向上攀爬，朝对自己有利的一方站队。作为政治投机者，他们既不忠于国家，更不忠于他人，而只忠于自己的利益。 眼前，我们在“中国化”问题上，面临着相似的历史问题。“中国化”这一说法，对它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国家认同。所谓宗教的“中国化”，就是信教群众的国家认同，即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公民对自己国家归属的认知。 对中国穆斯林而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热爱生养他们的家园，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中认同自己作为“中国人”的国民身份，并愿与国家荣辱与共。“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进一步加深这种国家认同。对穆斯林开展“中国化”工作，应紧紧围绕国家认同进行，而不是将其扩大化到宗教、文化、建筑、艺术领域，搞成意识形态斗争。近来出现的“伊斯兰教中国化”这种说法，就像是“宗教极端主义”的提法，所反映的是在把握一种概念及其所对应的社会现象的不严谨。 所谓“不能把国外的建筑风格奉为圭臬”，所谓“引导伊斯兰教界人士和穆斯林群众在清真寺建设中，自觉融入中国元素和现代元素”，这不是“中国化”，而是文化专制主义和大汉族主义。这种认为建筑物风格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思维，是“文革”思维。这种思维，不应出现在已否定了“文革”并迎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且立志要继续开放下去的今天的中国。事态发展到这一步，不得不说与中国的“积极分子文化”有一定关系。“积极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表现”自我，在领导面前积极表现，对某些政策，不顾是否对国家有利，就“忠心拥护”并“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