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该来谈谈“积极分子”？上世纪的中国，每一场运动，都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如“土改运动积极分子”、“反右运动积极分子”、“批林批孔积极分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积极分子”。当然，我们穆斯林感触最深的是“宗教改革积极分子”。
一九五八年，杨静仁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宗教压迫是压在回族人民身上的一座大山》的发言，通过积极主动地对本族宗教和文化的革命，维护了自己的利益，并被历史所铭记。最终，“积极分子”这一概念，根据“积极分子”们在历次运动中的历史表现，被定义为这样的人——
他们被人用来达到进行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的目的，同时他们又是政治投机者。
从被人使用的层面上，他们是工具。但作为政治投机者，他们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来谋取个人利益，向上攀爬，朝对自己有利的一方站队。作为政治投机者，他们既不忠于国家，更不忠于他人，而只忠于自己的利益。
眼前，我们在“中国化”问题上，面临着相似的历史问题。“中国化”这一说法，对它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国家认同。所谓宗教的“中国化”，就是信教群众的国家认同，即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公民对自己国家归属的认知。
对中国穆斯林而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热爱生养他们的家园，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中认同自己作为“中国人”的国民身份，并愿与国家荣辱与共。“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进一步加深这种国家认同。对穆斯林开展“中国化”工作，应紧紧围绕国家认同进行，而不是将其扩大化到宗教、文化、建筑、艺术领域，搞成意识形态斗争。近来出现的“伊斯兰教中国化”这种说法，就像是“宗教极端主义”的提法，所反映的是在把握一种概念及其所对应的社会现象的不严谨。
所谓“不能把国外的建筑风格奉为圭臬”，所谓“引导伊斯兰教界人士和穆斯林群众在清真寺建设中，自觉融入中国元素和现代元素”，这不是“中国化”，而是文化专制主义和大汉族主义。这种认为建筑物风格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思维，是“文革”思维。这种思维，不应出现在已否定了“文革”并迎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且立志要继续开放下去的今天的中国。事态发展到这一步，不得不说与中国的“积极分子文化”有一定关系。“积极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表现”自我，在领导面前积极表现，对某些政策，不顾是否对国家有利，就“忠心拥护”并“热烈响应”。不仅如此，还将问题扩大化、深入化。“中阿之轴”的改造就是一例。
“深度宁夏”辩解称，“中阿之轴”整改与否与民族宗教无关。我反倒认为，这次，那些大汉族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对事件的看法很有道理。这次事件向他们释放了一个很明确的信息：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符合国家大政方针的。这当然是错误的！事件的影响，必将深远而持久。建筑可以改变，巴士上被涂抹的阿拉伯语也可以再喷涂上，但民心的失去，族群之间被破坏的关系，将是难以挽回的沉重代价。
宗教团体的存在，是为了维护本团体成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国家法治化建设，加强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国家结社自由、宗教自由的重要象征。虽然现实与目标相去还远，但应坚定立场，锲而不舍地去追求。
若一个宗教团体的负责人，在敏感时刻，不仅不去维护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从长远角度来维护国家利益，反而顺着形势，积极向外界呼吁要对自己的宗教“保持高度警觉”，那么，信教群众不需要这样的人来代表自己。作为宗教界代表，他们理应在宗教法治化进程中，本着对国家和信教群众负责的态度，对一些政策提出正确的、专业的建议。这当然要担负一定风险，但却是他们的身份所应当去担负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