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清真泛化、沙化阿化，这些近年流行的反伊斯兰名词，其在社会上的成功应用，要归功于调控舆论的手腕。九一一事件后，无论国际形势如何，我们看到的现象是，欧美的军队和资本在穆斯林世界横行。其形质，与一战前后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相似。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赤裸裸，后者则立一个“恐怖主义”的名号，以“反恐”的名义。 这其中，虽有自由主义对一种国际秩序的理想——创造一个他们认为合理的世界，但归根结底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秩序下的弱肉强食，一个民族籍着对“民族”的想象与另一个民族对立，一种所谓“文明冲突”的敌我意识。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看作是既有国际秩序的危机，是殖民主义后遗症。但这危机，弱者首当其冲。当他们说穆斯林是恐怖主义，伊斯兰是这世界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时，在这缺乏公道的世界，被指责的一方往往是受害的一方。 在后殖民主义对西方殖民历史的揭示和批判面前，欧美对穆斯林世界的控制不能再像殖民主义时期那样随心所欲，必须找个理由。欧美凭借其话语权，让“恐怖主义”观念深入人心，于是，“恐怖主义”成为一个针对伊斯兰来实现各种政治目的的巨大话语场。如福柯所言，“话语”即“权力”。在原有穆斯林世界秩序崩溃而现代穆斯林民族国家尚未成熟之际，穆斯林世界没有能力取得对“恐怖主义”的话语权，只有听其自流。 但恐怖主义相对化（见《联合早报》 2017 年 6 月 15 日拙作），即“恐怖主义”成为一个专属伊斯兰的具有歧视性的罪名，让这一概念在话语实践中困难重重。如果它只是针对穆斯林，那穆斯林就拒绝这一指控，而不论其残存的那一点所谓“反恐”的合理性。“九一一”十余年后，“恐怖主义”这一概念已不再那么具有说服力和诱惑力了。但它对某些人仍是一个实现其目的的话语场，我们看到了依附于这一概念的一些新名词，如“宗教极端主义”“清真泛化”“沙化”“阿化”。 在人类历史上，所有政权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历史上那些强大的世界性帝国都覆灭了，所有政权也都为了稳定而寻求治国理政的方法。但是，历史上的各种政权在治国时从未像今天这样，从伊斯兰着手。我们可以断言，即使一个国家成功将伊斯兰根除，它依然要面对它在体制上必然存在的问题。 因为穆斯林没有话语权，任何人都能轻易将伊斯兰作为问题来实现其各种目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拿伊斯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