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清真泛化、沙化阿化，这些近年流行的反伊斯兰名词，其在社会上的成功应用，要归功于调控舆论的手腕。九一一事件后，无论国际形势如何，我们看到的现象是，欧美的军队和资本在穆斯林世界横行。其形质，与一战前后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相似。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赤裸裸，后者则立一个“恐怖主义”的名号，以“反恐”的名义。
这其中，虽有自由主义对一种国际秩序的理想——创造一个他们认为合理的世界，但归根结底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秩序下的弱肉强食，一个民族籍着对“民族”的想象与另一个民族对立，一种所谓“文明冲突”的敌我意识。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看作是既有国际秩序的危机，是殖民主义后遗症。但这危机，弱者首当其冲。当他们说穆斯林是恐怖主义，伊斯兰是这世界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时，在这缺乏公道的世界，被指责的一方往往是受害的一方。
在后殖民主义对西方殖民历史的揭示和批判面前，欧美对穆斯林世界的控制不能再像殖民主义时期那样随心所欲，必须找个理由。欧美凭借其话语权，让“恐怖主义”观念深入人心，于是，“恐怖主义”成为一个针对伊斯兰来实现各种政治目的的巨大话语场。如福柯所言，“话语”即“权力”。在原有穆斯林世界秩序崩溃而现代穆斯林民族国家尚未成熟之际，穆斯林世界没有能力取得对“恐怖主义”的话语权，只有听其自流。
但恐怖主义相对化（见《联合早报》2017年6月15日拙作），即“恐怖主义”成为一个专属伊斯兰的具有歧视性的罪名，让这一概念在话语实践中困难重重。如果它只是针对穆斯林，那穆斯林就拒绝这一指控，而不论其残存的那一点所谓“反恐”的合理性。“九一一”十余年后，“恐怖主义”这一概念已不再那么具有说服力和诱惑力了。但它对某些人仍是一个实现其目的的话语场，我们看到了依附于这一概念的一些新名词，如“宗教极端主义”“清真泛化”“沙化”“阿化”。
在人类历史上，所有政权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历史上那些强大的世界性帝国都覆灭了，所有政权也都为了稳定而寻求治国理政的方法。但是，历史上的各种政权在治国时从未像今天这样，从伊斯兰着手。我们可以断言，即使一个国家成功将伊斯兰根除，它依然要面对它在体制上必然存在的问题。
因为穆斯林没有话语权，任何人都能轻易将伊斯兰作为问题来实现其各种目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拿伊斯兰作为问题是不需要担负任何风险的。国家内政外交边疆问题民族矛盾，都可以解释为伊斯兰问题。那些对穆斯林进行最严厉批判的人，却说穆斯林容不下批评。那些对穆斯林进行恐怖统治的人，却说他们是在“反恐”。
在民族主义视角下，是文化中心主义和种族优越论。这种视角，将国家各民族和文化，通过其唯我独尊的修辞，以主体民族文化和统治阶级所奉行的价值观为参照标准，设定了一系列二元对立，如文明与蒙昧，先进与落后，科学与迷信，无神与宗教，自我与他者。这种视角，以中心主义和优越论，将自己所奉行的文化和价值观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当作规范，强加于他者。这种对他者的同化，首先是拥有了对叙事的绝对权力。任何事都获得解释，即使是搞同化、侵犯他人基本人权。
他们一旦主导叙事，就可以随心所欲。比如那些赤裸裸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对穆斯林少数民族和伊斯兰的恶劣的攻击性、歧视性言论，于情于理都应该被立即坚决屏蔽。但这类言论不但未被屏蔽，反而细水长流余音不绝，而穆斯林自我辩护的声音却频遭屏蔽。因为，这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虽然确实可恶，对国家有害无益，但若给这些人一点发泄的声音，就能将社会矛盾成功转移，将压力释放。如果无法消除人民的不满情绪，就把它引向没有风险无力反抗的一方。至于穆斯林的声音，就像他们在当今世界可怜又可悲的生存处境一样，根本不必在乎。
但是，弱者自有弱者生存的方式。就如我们会拒绝“恐怖主义”标签一样，我们同样拒绝“宗教极端主义”“清真泛化”“阿化”“沙化”等从“恐怖主义”派生的新名词。我们无力辩护，但可以拒不接受。这是弱者的反对方式。却不见得无关痛痒。所有行为都是有代价的，尤其是不得民心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