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 联合早报
对于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曾有一新兴词汇予以描述，叫做“同归于尽型社会”。虽有调侃的意味，却也入木三分。近年来，随着人与人互害程度的加剧，进一步丰富了这一词汇的含义。在这个互相伤害的社会关系中，不论贫富贵贱，包括幼儿在内，没人能幸免于难。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曾痛批道德沦丧，他说：“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法治的推进，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举例来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如今面对致命疫苗，不知温家宝又作何感慨。
从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的“打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中国社会的宗教与文化传统被一系列政治运动革命殆尽，而与之关联的道德体系也轰然解体。文革后，国家终止了癫狂状态，人的生命在一片废墟面前陷入无意义中，社会出现信仰真空。
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的价值观、世界观，没能在人民心中培养出道德意识。在无道德支撑的局面下，中国迎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金钱堂而皇之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目标。加之法治在中国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社会防线便全面失守。
随后，拜金主义流行中国社会数十年，其对物欲的放纵，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权力，让共产主义一直以来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相形见绌。相比资本主义对资本的占有和私有制，中国人是把金钱当作上帝来崇拜的。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之间尚有一层精神关系，而中国的拜金主义，是建立在无神论基础之上，对物质利益毫无保留、无所畏惧、赤裸裸的追求。
如此，中国的道德危机就在所难免了。
若想化解这场危机重建国民道德，就要静心深刻思考道德从何而来。
康德曾说过：“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愈加反复地思索，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
人，如果没有对头顶星空的敬畏，心中就难以产生道德。
道德是人通过对终极实在的敬畏所产生的一种自我约束的精神力量，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举头三尺有神明”。亘古至今，神圣的宗教与古老的传统，是道德产生的重要源泉。
伊斯兰的先知穆罕默德说：“我奉命来完善一切道德。”他对道德的定义是：“你信奉安拉，犹如你亲眼见他，你不能见他，但他却能见你。”
我们不犯罪，不见得我们人格多么高尚。人格在利益的诱惑面前总是微不足道，就如马克思说的，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人就敢冒绞死的风险犯任何罪行。我们不犯罪，是因为我们不敢犯罪。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即使逃脱了现世的法律，还有末日审判。若心中有对末日审判的信仰，即使现世没有法律，也能恪守做人的原则。
而对末日审判的信仰，因为认识到了一个囊括生死的具有正义性的神圣宇宙秩序的存在，生命有了终极意义，人便从不成熟状态中被解放出来，成为处于醒觉状态的真正的人，从而培养出一种高尚的人格。
人，没有敬畏就没有道德。
但近年来，中国的宗教及少数族裔的文化传统不断遭到破坏。
如果把文革后中国社会残存的这点宗教的神圣性和少数族裔的文化传统也消灭干净，让中国社会就像那破旧立新兴起的不伦不类的粗俗的建筑，从南到北千篇一律，人们心中再无敬畏，只有对金钱的崇拜，对物欲的放肆，中国将迎来它真正的危机。这关乎人心道德的危机，将摧毁中华民族一切梦想。
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应从宗教自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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