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論

 灯下无事，想起这要结束的一年。  记得去年此时，遥想来年，是令人心忉忉的不确定性。  如今一年看下来，已见这风潮之烈了。但不管如何烈，一年还是要结束的。历史上，也没有一年是不结束的。年复一年的结束，送走无数的人和事，还大地清净。那些让人喊他“万岁”的人，都死了。还有那些要万岁的王朝和主义，最终，也没有一样能万岁的。这是光阴的定律，是真主的统治——  “委实一些月的数，近在主的跟前，在他造化天地的日子，是在主的克塔布里边定的那十二个月。”（九：三十七）穆圣说：“真主说，——我就是光阴。”真主作为光阴的统治，使一切存在，不论是谁，多么不可一世，终将会被时间翻过，而成历史尘埃。这光阴，使历史以一种线性，由创世到末日，滚滚向前，推陈出新，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关键是，在光阴面前，丑恶是无法持久的。  所以，见这一年要结束，心里反而为这时光的流逝感到高兴。让人尤为高兴的，是在真主的援助下，全世界追求正义的人士，通过不懈努力，挫了恶风的势头。——“他们在今世应受出丑。”（五：四十二）这是今年最为值得记念的。  这一年，我是荒废的——  今年不大写东西，约莫只有三十来篇杂文。这点杂文，有的是不必要写的，而必要的又未写好。最后两篇，一篇是《毁建筑主义》，一篇是《答某君问》，又违了他们的规。那违规的红日，算是一个句号，结束了这一年。  可我是从来不顾这红日的。鲁炜还在中宣部副部长的位子上时，某日他的网信办给某传媒发来书面指示，删我一篇旧文，大动干戈。还有习五一，迫使中央党校官网删我文章。——自一六年风转向以来，我的文字就成了毒药。但写过发出的东西我甚少再看第二眼，根本不管删存毁誉。  ——想起共识网、中穆网等已阵亡的文学园地。  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还是要说的。  给这无声的中国一点声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夜

 近来常听恐怖故事。  情节离奇，听得人越发恐怖。  我打小就经历可怕的事。在一座寺里念经时，阿訇不在，我与寺师傅去一个荒村送亡人。我原本要洗了阿布代斯再动身，他说那里可以洗。到亡人家发现，荜门蓬户，只有停亡人的两间土屋。他汤瓶里灌了水，掀开布帘让我进去。屋内是通间，光线昏暗，亡人被行在水溜子上，一块白布隔出个洗的空间。我那时十五六岁的年纪，第一次见这场景，所以就觉得可怕。后来发觉，这不可知世界固然会使人心产生莫名的紧张，但它总是宁静的，不会真的残害人。而真正可怕的，是在人活着的现实世界。在这里，人发明了一种比人死了更可怕的恐怖主义。我对听到的事，就感受到这种形式的恐怖。  这是权力异化造成的一种局面。失去制约的权力，似洪水决堤，向着无辜的族群狠狠地肆虐，带着民族主义的色彩。我想到那一个个被摧毁的家庭，这是最惨无人道的地方。并想起鲁迅那句话来：“这一世界中人，会轻蔑，憎恶，压迫，恐怖，杀戮别一世界中人。”    “权力异化”，细想来，这观念源于我所读到的中国八十年代人道主义论战的历史资料。 1983 年，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杨，在中央党校的一场学术报告会上，就建国后至文革结束这段时期，中国出现的人道灾难，提出权力异化的问题。他说：“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  而今，问题比他们要翻身公仆做主人复杂得多。他们不只是要做主人，而是想当人间上帝。他们要消灭“旧人”，造“新人”；消灭“旧文化”，造“新文化”；还要改变人种——包办婚姻。这俨然是一种创世纪的节奏。这造灭改的过程必然是惨烈的，像是人以血肉之躯进入权力机器的齿轮，只留下一滩血迹——人类史又多了一段悲惨并充满罪恶的历史记录。  在这种对人与文化的改造中，权力表现出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它不只是异化了，而成为权力拜物教，具有了宗教性质。但因他们拜的毕竟不是神，是权力，所以信徒们就进入了疯癫状态。  我原本是有心理准备的。当他们不顾劝阻，选择“宗教极端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武器时，就必然要疯癫到今天这个地步。对人的思想（信仰）动手的代价是沉重的，最先牺牲的是法治。也就是说，这个代价是关乎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的。反穆...

      日趋紧张的美中关系，正使白宫从“文明冲突”回到冷战。  “文明冲突”是美苏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一种新思想。这种思想，将冷战后“新世界秩序”的冲突，解释为文化的差异，并由此认为，在苏联解体后，伊斯兰将是美国的最大障碍。  而冷战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之间的政治对抗，是人类社会以自由市场和自由主义政治制度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与以计划经济和共产主义政治制度为代表的共产主义两条路线之争。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约翰·博尔顿为代表的鹰派人士，把“文明冲突”思想体现在美国政治中，影响了美国的中东政策，并引发后来的“反恐战争”。特朗普上台后也颇受“文明冲突”思想的影响，他的基督新教立场，以及对拉丁裔和穆斯林移民的抵制，正是亨廷顿 1993 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观点。  “文明冲突”思想成为以色列在美国国内获得支持的重要因素，已在犹太资本之上。它强化了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对耶稣再来的信仰——“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或者说它就是一套耶稣再来的政治学说。“复兴以色列国”，耶稣归来，以色列的存在，在福音派看来就是上帝的计划。福音派人士比美国犹太人更支持特朗普的以色列政策。  在上一届大选中，特朗普在福音派选民的支持率达到 81% 。当选后，他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攻击国会的两名女性穆斯林议员——在穆斯林看来，这一切更像是一场新十字军运动。这一切如亨廷顿所愿，超越了国与国的界线，而构成一种文明冲突的图景。  美国在国际事务上，已远离它在冷战时，从自由主义立场对制度的强调。它所奉行的“文明冲突”思想，造成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紧张，以及基地组织等反美势力的不断出现。这一切已成为美国对其在冷战中所建构的国际秩序的一种自我解构。  在冷战中，为了对抗共产主义，里根政府支持阿富汗塔利班反苏联，透过中情局支援苏联控制下的中亚地区穆斯林国家的伊斯兰政治团体。中情局还帮助当时反共的巴基斯坦情报部门训练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来对苏联发动一场宗教意义上的战争。如今这段历史在由“文明冲突”所诠释的“反恐战争”面前，已无法理解。  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本已结束的历史性对立，因中国...

 在这片土地上， 人们掌握了一套活命哲学。  他们似乎天生就懂得，什么东西可以碰，什么不可以碰。这种对政治的“觉悟”，因数千年历史积淀，已化作人的基因，融入血液、骨子里。它已是一种文化，人们能够在一种共同语言中，交换关于活命的经验。比如什么是“错误言论”，什么是“与主流价值观不一致”。当在什么时刻站出来“爱国”，以及爱的姿势。若是忽然想起已好些天没“爱国”了，就开始为自己担忧起来，并精心策划一下，要在一个恰当的时机，站出来爱一次国。若是能有一个“爱国”主题的会议，最好是时下最流行的主题，如“中国化”什么的，在上面对着麦克风，当众爱它一次，就再理想不过了。  这已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了。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之后，活命文化就全面添补了文化真空，成了像京剧一样的国粹，轻而易举地压倒伤痕文学之类的反思而成文艺主流。那些以独立人格自诩的作家，今天也为活命而把文字编辑成天书，不再让人读懂了。这些年对它的不断感受，尤其是我身边人留下的印象，使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思想。我曾自认为，在对现代国家的存在理论上，我是个唯制度论者，不唯文化论。我曾坚持认为，是制度把人变成魔鬼，是制度使社会成为人间地狱。但如今，面对欣欣向荣的活命文化，在深夜对着窗外，就自己的制度决定论，而闪过一丝怀疑的念头：究竟是制度决定了他们，还是他们决定了制度？  在活命文化中，没有自由和正义。因为按照活命文化的方法论，首先要牺牲的就是自由和正义。自由和正义是大写的“人”才具有的含义，活命不需要它们。活命所需要的，就是像生物一样活着。生物的生活，不需要独立人格，也不需要自由思想。不只是不需要，还要为活命而躲避它们，就像是遇见了瘟疫。自由和正义，在一个国家原本是要被人欢呼的。原本，当它们被从一个人口中说出来，就会熔化人的心，使人眼中流出滚烫的热泪。就像阿拉伯之春，那位青年从人群中站出来，爬到尼罗河宮桥的雄师上，面向解放广场为自由攘臂一呼，所在人群中引发的强烈回应。但是，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自由和正义的呼声，会消沉在暮色里，成为一种不和谐的存在，而你站在那里就像个怪物。  但他们真的能活命吗？  活命哲学在大清皇帝逊位之前的中国“封建社会”或许可行，但在后来，它不过是人主观的一种想活命的意向。七十年来，在历次运动中，真正为自由...

 梅新育建议在新疆养猪，认为“对 2016 年以来经过 3 年强力整顿之后正努力寻找发展机遇的新疆而言，这正是养猪业大发展的契机。”（梅新育：《“猪肉荒”挑战为新疆创造养猪业大发展契机》， 2019 年 7 月 25 日）梅的这项建议，是他嗅到一股气味。他这类反穆分子，包括习五一，原以为自己是中国社会反穆的旗手，具有先进的反穆思想，几年来对反穆工作大胆献策，利用自媒体大放厥词，危言耸听，但是，在形势面前，他们的反穆思想总是不够先进，对反穆工作的献策总是不够大胆，被形势的战车远远地甩在后面，满脸是车轮卷起的尘埃，灰头土脸，跟不上形势。  虽然现在他们张口必谈 2016 ，实则那时他们根本未认识到，这一年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清真食品立法被废，只是一出历史大戏的插曲，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反伊斯兰运动。立法不成反清真，这不是一般人能跟得上的节奏，是东风与西风谁压倒谁的左右形势发展。从此西域与内地，全国一盘棋，结束暧昧状态。一方面是西域棋局的积重难返，一方面是它与这出历史大戏合拍。  立法不成反清真，与其相关的标识被从餐馆、菜市场、方便面等能够见得到的地方清除，以保证意识形态的绝对正确，以及西域政策存在的合理性。但“宗教极端主义”就没有清真这样具体了，它放之四海而皆准，头巾、胡须、衣着、礼拜、斋戒、经书、学习，还有人的思想，都可以成为极端主义。  而后是配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的“伊斯兰中国化”。为了这场梦，中国伊斯兰文化中的一些内容，基于某种价值判断，被认为不够中国，列为“沙化”、“阿化”。清真寺建筑被削首，各省各有指标，直至它看上去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梦境。为了梦的质量，以及从伊斯兰中解放人的灵魂，在西域对穆斯林进行免费转化。  形势的发展一浪高过一浪，反穆分子们眼花缭乱，只恨自己不敢想，对反穆工作未有一丁点前瞻性的思想贡献，不能成为这段反穆运动史上的一位伟大的反穆分子。可再没有机会了，反穆运动已推进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再深入下去会是什么，这群目光短浅的反穆分子就更难以想象了。  在这关系到这群反穆分子存在意义的紧要关头，梅新育终于决定要走出思想的误区，想人之不敢想，敢为天下先，提出在新疆养猪。认为再没有比玉门关外、天山南北，放眼望去都是猪，更具前瞻性的反穆建议了。还有什么能够比让不吃猪肉的...

 穆尔西的去世，对埃及而言不啻民主之死。  虽然那短命的埃及民主，早在塞西政变时就死了，却没有穆尔西今天的去世——一位民选总统之死——这样具有象征意义、死的彻底。这让谋求改变的埃及人民，乃至穆斯林世界，在埃及革命失败数年后，再为此忧心。  穆尔西在这历史关口的大起大落，使他不可避免地成为各方评议的焦点。他是历史英雄还是历史罪人？他是否该为埃及革命的失败承担历史责任？当他作为埃及革命力量的代表行使权力时，承诺建立一个“世俗、民主与法治”的现代埃及，强调不会让“穆兄会”政党的意识形态左右国家大政，伊斯兰、基督教在国家只作为宗教而存在。在穆斯林社会推行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他说“不管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我们都是埃及人”。他制定“百日计划”来挽救埃及持续恶化的经济，使国家摆脱专制主义状态，涉及安全、能源、环境卫生、食品补贴和交通五大类的 64 项议题。  但这些政策，在他短暂的执政中收效甚微。究竟是他无能，还是国家积重难返？这里借用卡塔尔乔治城大学阿卜杜拉·阿里安先生的一段评议：“穆尔西在就职总统期间犯的一个错误是，他让人们认为他已经掌握了国家的政治，然而他并没有。他仅仅被放在了那个总统的位置上，让人们相信一场真正的‘革命’已经发生了。而这个国家，很大程度上仍然掌握在穆巴拉克手下的同一帮人手中。”  埃及革命是埃及自 1953 年建立共和国以来，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但对专制主义势力而言，这不过是他们以国谋私的一个机会。他们不会给穆尔西足够的时间来改变国家，更不会拱手交出各项特权，仅过了一年就政变上台，使埃及一夜回到革命前。就这种民主与专制主义势力你死我活的斗争来看，仅从穆尔西的政策来评议革命的成败，显然不切实际。  埃及革命失败，作为民选总统的穆尔西就不免要以自己来为革命献祭。他作为囚徒的过程，让人想起“耶稣受难”，背负民主的“十字架”亦步亦趋走向刑场。他去世前，在法庭上自辩五分钟，然后摔倒在被告人席内。而那处所谓的被告人席，是一个由玻璃隔音的铁笼。“我不知道我在哪里，仿佛是钢铁背后的钢铁，玻璃背后的玻璃”，穆尔西在一份外泄的庭审音频中说。他在这里经历了长达六年的审讯，最后在法庭上当场去世。这种形式的去世，就像是战死沙场，为埃及数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民主运动的失败，画上悲剧式的、令人敬重的句号。...

      陈仕锐朵斯提告诉我，宋家山那堂学已有十年了，希望我为此写点纪念性文字。       “十年”代表一段漫长的岁月，已经可以让人回首并纪念了。想来人生渡过了各式各样的“十年”，有的度日如年，有的匆匆。       宋家山这“十年”，若白驹之过郤，忽然而已。       这使人想起“文化大院”旧居窗外那棵核桃树，它的枝叶几乎伸进房来。合上书本，或是给学生批改完作业，我就坐在那里观望它，看它经历春夏秋冬——秋天落尽最后一片黄叶，冬天枝头挂满白雪，春天冒着云贵高原凛冽的寒风长出嫩芽，然后长出肉质的绿色果实来。就这样看它几度春秋。故而它是光阴，是人的青春。那时，纵然外面的世界翻天覆地——经济的发展一日千里，但在这房间，就只有书本和窗外的它。       这亦使人想起毛货街清真古寺那些熟悉的面孔。那时的他们，每个人都令人敬重。大家在一起相处，就像是圣人时代麦地那的迁士和辅士。寺里很穷——我印象里就没宽裕过，老师家的煤电都“包产到户”，每天过着黜衣缩食的日子。学生住在晦暗的地下室，教室里总是人满为患。可大家都觉得很幸福，甘愿放弃自己很多东西来维持这种存在。在这简陋的寺院，惟书有色，惟文有华，洋溢着信仰者鲜活的精神，凝聚起昭鲁威三地回民人心。至少在本世纪十分之一的时间里，这里是中国穆斯林思想文化最活跃的地方之一，可载入史册。       那时人还有梦想。山脑包的那处寺院就是一个破灭了的梦想。可它仍具有历史意义，它至少在告诉人们，当时毛货街清真古寺为教门有着怎样的理想主义精神；而伊斯兰事业，无不是由这种超现实、充满情感色彩的珍贵精神来推进的。       那时改革开放的“自由”之风还未停息。 我们想抓住它，以绵薄之力在中国社会推进拯救人灵魂的伊斯兰事业。       毛货街的开放思想，使它能够容纳所有不同的发展教门的形式。当时在这寺院里，几乎并存着教门所有的“门派”。它勇于创新，在全国率先办起“大学生班”。 第一届学生让人印象深刻，记得每日沙姆或胡夫滩后，我坐在教室应对他们千奇百怪的思想。——你要耐着性子听他们把话说完，一般来说这个过程最困...

      笔者在《联合早报》读了郑永年的大作《中国的大西北问题》后，有种中国西北地区将要沦陷的感觉。郑先生的观点是：       其一，新疆问题是西北地区穆斯林（回教徒）问题。郑先生说：“新疆问题不止局限于新疆，而只是中国大西北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新疆、宁夏和甘肃等省是中国穆斯林主要居住地，尽管这些地方存在的问题不同、问题的根源不同，但都表现出‘泛穆斯林化’”。即新疆问题不是中国政府一直以来所定性的“三股势力”的问题，而是西北地区穆斯林族群问题，是穆斯林在这一地区的存在而引发的问题。       新疆问题被扩大为针对穆斯林族群的西北地区问题。以笔者拙见，这样问题就无法解决了。因为按照郑先生这种观点，北京只能将打击“三股势力”改为打击穆斯林族群。这既不符合中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宗教政策，也违背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只有上世纪的纳粹德国政府，才能对一个族群和信仰共同体做出这种事来。       其二，胡耀邦是新疆问题的罪魁祸首。郑先生认为“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严峻局面”，“首先是1980年代实行的被人们称之为‘自由化’的政策”，也就是“1980年代开始在包括新疆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新的宽松政策”，导致“新疆等穆斯林（回教徒）地区清真寺（回教堂）的泛滥”。       也就是说，今天无须有人为新疆问题负责，甚至“三股势力”也不是根本原因，原因在胡耀邦当年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宽松政策，新疆问题应该由他负责。按照郑先生的逻辑，如果当时对少数民族地区继续推行文革极左政策，不对他们搞改革开放，不给他们自治权和自由，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新疆问题。比如对西北地区实行南非曾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这样问题就解决了。郑先生说当时“自由化”导致了新疆的“无政府”放任状态，使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信仰得到发展，建了太多清真寺，穆斯林有了身份认同。恕我直言，难道一个国家一定要对少数族裔执行文化和宗教歧视政策，才能维持其存在吗？       事实上，如众多知识分子所认为的，胡耀邦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巩固了中国共产党自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就与少数民族结成的政治统一战线，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再者，在当时“自由化”政策的执行方...

 毛泽东对文革设定的主要任务是破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但什么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他并没有说，所以在执行中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周恩来对制定国庆节集会的北京市干部们分享了自己对“四旧”的理解——  “今年我们要打破传统，游行队伍要自西向东走！”  中央文革小组将“破四旧”这一光荣使命交给刚发展起来的红卫兵运动，清真寺建筑就和宗教、传统一样，成为这支文革突击队攻击的重点目标。  现在想来，这成千上万座被损毁的清真古寺，是因为它们没有赶上好时代。这些被损毁的古寺，在建筑风格上均以中国元素为主，有牌坊、照壁、斗拱、脊兽（五脊六兽）、龙、仙鹤、赑屃、狻猊、石狮，几乎都是阿拉伯没有的。但当时破的就是这些阿拉伯没有的中国古董，它们因此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打、砸、抢、拆。如果它们能幸存下来，赶上今天的“中国化”，不就有福了吗？放眼当下，还有多少建筑比它们更中国？所以只能怪它们没有赶上好时代。  这些中国式清真古寺被拆毁后，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又要重建。我相信，在经历了这样刻骨铭心的历史后，穆斯林群众已深刻领悟到“四旧”和“四新”的含义，虽然轻舟已过万重山，文革结束了，但这片神奇的土地毕竟还是那片神奇的土地，不能掉以轻心——今天把寺建成传统古式，明天再来“破四旧”不是还得拆吗？  再者，中国宫殿式建筑固然耐看，但造价高。很多著名清真古寺都是历经几代、数百年才建成。改革开放刚起步，群众手里也没钱。所以，那些被完全损毁的古寺，还有一些未被完全损毁的古寺，在重建时绝大多数都改成新式建筑。中国新式建筑风格多样，但都有一共同特点，就是一概西化。而西边那些建筑，不是洋葱头，就是半个洋葱头，样式单调，没有什么选择性。可以说，改革开放后，穆斯林群众建的很多新式清真寺都不伦不类。但造价低，施工时间短，实用性强。  再后来，穆斯林群众手中有了点钱，而那些改革开放抢建的新式寺院已经让人看不上眼了——价格低廉的马赛克瓷砖开始脱落。于是就有几个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坊再次重建寺院，但依然吸取历史教训，不复古，造新式！然而四十年一个轮回，今天改成“破四新，立四旧”了。虽然都是破，但破的截然相反。这些生死未卜的以及已死的新式清真寺，只能怪自己不生在“破四旧”的文革。  ...

 上周五，澳大利亚 28 岁男子塔兰特（ Brenton Tarrant ）对新西兰“基督城”两座清真寺（回教堂）的恐怖袭击震惊全球。笔者在悲痛之余认为，这些无辜的生命换来世界的改变，打破了自“九一一事件”以来令穆斯林窒息的局面。新西兰总理阿德恩称此次事件为“恐怖袭击”，指凶手为“极端右翼暴力恐怖分子”。这种在西方政治语境中的表述的改变，意味着作为穆斯林标签的“恐怖主义”概念已经经不起检验，它要继续存在下去，必须使词义符合理性，不能再是专属穆斯林的标签。  这种对穆斯林偏见的改变并不容易，它是在经历了这样血腥的事件后，经一位女领导人的口说出。这种对“恐怖主义”的新表述，在如此恐怖的事件面前，突破话语霸权对此的束缚，已获得全球广泛认同。这种形势的微妙改变出人意料，是以往争夺话语权、理论论战不能完成的任务。从此以后，反穆分子再把它限定在穆斯林身上已不可能。虽然中国官媒以及中国国内的汉语媒体，两天来仍然抗拒对凶手的“恐怖分子”用法，但显然他们只会让自己陷入理论困境，而最终无法言说。  这是一种现实（恐怖事件）对另一种现实（穆斯林生存困境、伊斯兰恐惧症）的打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历史发展进程。就像当年“九一一事件”把穆斯林带入了这段历史一样。当“恐怖主义”概念在汉语语境中被扩展到穆斯林群体以外时，它将解构中国社会原有的观念形态。杀人放火、给幼儿打毒疫苗、喂毒奶粉、给学生吃有毒食物，甚至对人权的严重侵犯，这些都可以被称为“恐怖主义”。从“恐怖主义”衍生的“极端主义”，也无法再专属于伊斯兰和穆斯林——任何人都可以有“极端”倾向。这种中国社会特色观念的解构，意义重大，因为未来在中国社会“反恐”和“去极端化”将不能再限定于穆斯林群体。除非依法治国，若以身份论罪，有汉民杀人放火就要对汉族“去极端化”，有佛教徒杀人放火就要对佛教“去极端化”，有基督教徒杀人放火就要对基督教“去极端化”。党派也是如此，哪个党派的党员杀人放火，也要对这个党派“去极端化”。  我不会从“白人至上主义”看这个事件，因为“有色人种”在反穆斯林方面丝毫不比“白人”差。这在此次事件中得到进一步论证。“基督城”市民在事发地附件献花，新西兰国会、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降半旗致哀，埃菲尔铁塔熄灯，新西兰受害者支持协会为受害者募捐，居民涌向医院为伤者献血。新西兰女子...

 伊斯兰合作组织在阿布扎比的外长峰会结束了。  我想起前些日子，人权观察加拿大分部主任法瑞达·迪夫（ Farida Deif ）在《 القدس 》上的一篇评论，题为《中国对穆斯林的待遇是考验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关键时刻》。  那时就想对她提出批评，现在终于可以正式批评她了。  她说：“想象一个将伊斯兰教视为犯罪的国家。跟人打招呼说‘ As-salaam alaikum ’（阿拉伯语，意为‘愿您平安’）就要受罚。其镇压之严厉，即使在清真寺聆听佈道或在家中念诵古兰经葬礼祷文，也会让你入狱。墓园里的新月图案被抹消，古兰经和祈祷垫被没收，清真寺被拆毁。在这个国家，父母和教师不得向孩童传授宗教，包括在自己家里。很难想象 21 世纪还存在这样广泛、粗暴限制宗教和身份认同的地方……伊斯兰合作组织（伊合组织）应充分发挥其职责使命，谴责这种无耻的侵权行为。”  我想，她被“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名称欺骗了。  “伊斯兰合作组织”中的“伊斯兰”，只是政客们利用泛伊斯兰精神在国际上来牟取利益的一个名词。五十年来，该组织打着伊斯兰旗号，在全球消费伊斯兰的社会资本。五十年来，伊斯兰社会资本被该组织以及与它类似的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消费，而它们没有为伊斯兰社会创造相应的价值——当今世界充斥着对伊斯兰与穆斯林的偏见。五十年来，伊斯兰世界的悲剧一个接着一个，而该组织没能阻止其中任何一个。不宁唯是，有时它就是悲剧本身。  我承认自己绝对主义了，但这就是一个中国穆斯林在今天对它的态度。  1969 年一个狂热的犹太人纵火焚烧了阿克萨清真寺，激起世界穆斯林的抗议。各国穆斯林群众不仅抗议以色列，也抗议本国政府的无能。政客们对抗议作出回应，沙特、摩洛哥等国发起伊斯兰会议，调查这起纵火事件，组织就这样成立了。  鉴于这样的背景，该组织将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权利和重返家园的斗争视为其存在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将“努力消除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支持穆斯林保障其尊严、独立和民族权利的斗争”，“促进各成员国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等方面的合作”列入宪章。  组织原则看上去不错，但这与成员国独裁政权之间存在巨大利益冲突。  1979 年埃及与以色列...

 笔者在归纳了他们的普遍特征之后，在新近一篇文章（ 《这是反穆分子的盛宴》 ）中对他们使用了“反穆分子”一词。但从反馈信息来看，他们似乎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个词。这让笔者觉得他们过于自谦了。可以说，“反穆分子”一词是笔者对复杂的他们的客观公正的理解，是从他们的许多属性中概括出其所特有的“反穆”属性，是从他们身上提取出来、反映他们之共同特征的一个严谨的概念。  “反穆分子”的“反”，就是与穆斯林的对立，其中涵盖着对穆斯林的种族歧视、侮辱、仇恨、攻击和有组织的敌对活动。“反穆分子”就是穆斯林的敌人，彼此之间是一种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反穆分子”具有单方面性质，它是反穆斯林一方的单方面行为。穆斯林没有对不住他们，甚至不认得他们，是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在当今中国，它是种族主义，对不同族群敌视、迫害和不平等对待。它是排外主义，对外国人、外族人、外地人和陌生人排斥和仇恨。  他们反对穆斯林族群在这片土地上展现自己的生活方式——一种莫名其妙的狭隘的不健康的心态。他们以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为参照标准，致力于对穆斯林进行改造，消灭穆斯林的一切信仰和文化特征。他们煽动群众，站起来造穆斯林的反，对穆斯林搞阶级斗争。他们号召对穆斯林采取系统性的文化灭绝政策，强迫穆斯林丧失一切特征不再是穆斯林。这就是“反穆分子”。  ——多么光荣的一个头衔？  他们说：“反穆这个词用得很险恶，大家反的是宗教极端，反的是极端分子对党和国家的破坏。”（见习五一微薄）那他们应该反的具体一点，反的具备一点法治精神，不要反的这么笼统，反成反伊斯兰，进而反伊斯兰文化和整个穆斯林族群。他们要对所谓的“宗教极端主义”下一个明确的、具有说服力的公正的定义。如果“宗教极端主义”指的是有宗教信仰者的所谓的“极端”思想，那么，一个人大脑里的东西——未侵犯他人，在一个法治社会是否构成犯罪？如果这也构成犯罪，那么，我想，中国十几亿国民——不论有无宗教信仰，除过关在精神病院的，都应该送去转化班洗脑。我们也不是法治社会了。  即便他们能够克服这个逻辑难题，有能力告诉我们谁是“宗教极端分子”，谁对党和国家搞破坏，那么，冤有头，债有主，是谁，你就找谁，不要找错了斗争对象。要揆情度理，不要牵连无辜。而现实情况是，整个穆斯林族群都成为他们的斗争对象。他们说：“他们有资格...

 放眼当今社会，笔者发现反穆分子活得最有尊严。这里没有反讽的意思，笔者是真心觉得他们活得有尊严。泱泱中华，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极少有人像他们那样有尊严地活着。他们在这样的社会，活得扬眉吐气，活得底气十足，活出了一片新天地。这都是因为伊斯兰，并赶上了国家的大好形势。生命因此有了意义——为反穆斯林而活着。这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活法——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为自己找一个斗争目标，进行一场其乐无穷的斗争。而伊斯兰在全球反恐的潮流之下，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是理想斗争目标。  向伊斯兰猛烈开火，把它批倒、批臭，批成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批成国家公敌，批出国门走向世界，与国际上志同道合的反穆人士结成统一战线，造成一种国际社会大势所趋的现象。在国内，公开号召对穆斯林少数族裔进行民族同化，改掉他们的伊斯兰习性，改掉他们不吃猪肉的毛病，从文化和信仰上消灭他们。这是个与两千万人斗争的游戏，以大欺小，倚强凌弱，仗势欺人，斗的不亦乐乎。自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还没有这样的斗争机会。消灭两千万人的民族性、宗教性，压迫他们，改造他们，最终实现对他们的同化，这是多么惊险刺激的游戏？——生命因此有了意义。  他们的生命能具有这种意义，主要是赶上了国家的大好形势——改革开放四十年都没有的好形势。只要是他们反对的，总是大势所趋，一反就灵。 2016 年清真立法，习五一说：“ 我曾经向中央有关部门提交报告，题目是《全国统一清真食品认证体系潜在的战略风险》。……近些年，以宁夏为首的地方政府大力推动以伊斯兰教法说统一管理清真食品，相继出台三省联盟、五省联盟，不断向全国人大提案，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的清真食品认证体系。 2016 年两会期间，我编写微博，质疑这个重要法案，成为舆情热点。经党中央决定，撤销国家立法管理清真食品的议案。 ”  于是——照她所说，这个法就被废了。 究竟是因为她的微薄使党中央做出的决定，还是党中央自己做出的决定，笔者从她的话里也分辨不清。不过，总之，这个法就被废了。不仅这个法被废了，清真反而成为被打击对象。对于反穆分子而言，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事？这会让他们觉得自己参与了共和国的一个伟大的政治决策，是自己改变了国家，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也许现实生活不尽人意，但在反穆这件事上，精神上是满足的。  ...

 突见王柯先生旧文重发（ 《二重的忠诚——白寿彝与开封的故事》，原载香港中文大学《 21 世纪》 93 期， 2005 年； 2016 年异名《“‘回教’与‘回民’含义不同—— 1930 年代白寿彝与开封的故事”》，发于《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210 期； 2018 年“民族社会学”公众号转发 ），时过境迁，现在看来很应景，与习五一的《打破“教族一体”的束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中国无神论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暨 2018 年学术年会上的发言 ）及其近年来的“族教分离”言论相得益彰。看上去，两者都有改变回民传统历史叙事、解构穆斯林族群的远大志向。  作者旧文原本是一篇正常的人物述评，主题是“二重的忠诚”，即白寿彝对“作为一个穆斯林和作为一个中国人”两种身份的忠诚。但十年后，作者改变了心意，修改旧文并异名，主题 变成“‘回教’与‘回民’含义不同”，即回教与回民的分离。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主题，也是两个思想矛盾的主题。旧文中“很明显，白寿彝对伊斯兰具有强烈的认同”，被改为“很明显，白寿彝先生对他的回民家庭和共同体背景具有强烈的认同意识。然而，我们却并不能够仅仅根据白寿彝先生的这种共同体意识，就能够作出他的认同完全是一种对伊斯兰教的宗教认同的论断。”  从“白寿彝对伊斯兰具有强烈的认同”，到不认为白寿彝“完全是一种对伊斯兰教的宗教认同”，是作者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虽然过了十年。它不是一种知错而改的自我否定，比如另起炉灶，再写它一篇新文，对旧文进行自我批判和检讨——如果是这样，不论观点如何，都令人钦佩。而是修改旧文，并声明“以此为准”。十年都过去了，还能把说出的话收回来再“以此为准”吗？一位学者，他赖以为生的本钱，就是他思想的统一性。人可以有错——我们又不是圣贤，但要承认错误。尤其是学者，他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他的思想应该是在对错误言论负责后的重新调整。  作者引入白寿彝先生 评金吉堂《中国回教史之研究》一书的两句话——“中国有外国回教徒留居，与中国之有回教，原系两事”；“回民之各种活动，并不必亦决不能为完全回教的也”，来论证他“教民分离”的观点。据此认为：“外国的回教徒来到了中国并不等于中国就有了‘回教’，中国有了‘回教’的历史，不能从信仰回教的外国人来到中国的时代算起”；“中国回民的活动，理所当然就没有将其一...

 到了今天，与朋友闲聊，大家还在质疑传统。主要是回民——汉语穆斯林族群——作为这片土地上伊斯兰的载体，一千多年没能体现它拯救全人类的天启宗教的传教精神，没有一部波澜壮阔、改天换地的发展史。而它历史的不发展，又被与当前遭遇的白俩联系到一起。或者说，如果它有个好的历史发展过程，比如没有咸同回民事变，并抓住了清末民初的历史机遇——它的传教精神如清朝最后四十年基督教那样强烈和卓有成效，是否就能改变当前的遭遇？这片土地的历史并不只是回民的历史，所以它不能改变。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历史的不发展这笔账是否该算到传统头上？  回民的传统，或者说由回民保持的伊斯兰传统，是在这片土地上——我近来比较厌恶用“国家”这个词——的一套生存哲学。这并不容易。就像是沙漠里的胡杨，耐旱、耐寒、耐盐碱、抗风沙，要有一套在残酷环境下的生存本领。过了一千多年，所有水土不服的内容都消失了，剩下的是合理的存在——回民保持的伊斯兰传统及由此形成的族群文化。当你看到回民这套东西时，你看到的应该是残酷的环境——儒家文化和专制主义。在缺乏宗教自由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氛围里，只能是回民这种存在。当然也有另一种存在，但他们正因形式的不同而遭到毁灭。所以当我们维护回民这套东西时，并不是说它有多好，而是我们眼下别无选择。  当回民——汉语穆斯林族群——被作为一个民族看待时，我们可以说伊斯兰的传教正式失败了。伊斯兰被封存在“民族”里，成为“风俗习惯”。这是一种喜忧参半的形式。而这样的形式也面临存在危机。现在我们听到有些人对着回民撕心裂肺地喊“族教分离”。教门内要革传统命的改革者不要高兴得太早，他们可不是要给伊斯兰一个脱离民族的自由的存在环境，而是要打破他们亲手建立的民族壁垒将伊斯兰放逐荒野。伊斯兰被放逐后，回民就死了，民族也就无关紧要了。然后是什么呢？是汉语穆斯林族群一千多年历史的终结。当然我们也可以乐观一点把它看作新纪元，只是不知道伊斯兰在经历了回民消亡的如此惨重的失败后是否真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实际上回民在民国——大清专制王朝倒台、儒家被拉下神坛后，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过很多新内容，比如中阿并授的伊斯兰新式教育、现代宗教团体、出版社、报刊媒体、文化研究机构——可以说回民并没有错过近代的历史机遇。如果这些新内容能够顺利发展下去，在汉语语境之下就会有一幅新的伊斯兰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