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論

 突见王柯先生旧文重发（ 《二重的忠诚——白寿彝与开封的故事》，原载香港中文大学《 21 世纪》 93 期， 2005 年； 2016 年异名《“‘回教’与‘回民’含义不同—— 1930 年代白寿彝与开封的故事”》，发于《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210 期； 2018 年“民族社会学”公众号转发 ），时过境迁，现在看来很应景，与习五一的《打破“教族一体”的束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中国无神论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暨 2018 年学术年会上的发言 ）及其近年来的“族教分离”言论相得益彰。看上去，两者都有改变回民传统历史叙事、解构穆斯林族群的远大志向。  作者旧文原本是一篇正常的人物述评，主题是“二重的忠诚”，即白寿彝对“作为一个穆斯林和作为一个中国人”两种身份的忠诚。但十年后，作者改变了心意，修改旧文并异名，主题 变成“‘回教’与‘回民’含义不同”，即回教与回民的分离。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主题，也是两个思想矛盾的主题。旧文中“很明显，白寿彝对伊斯兰具有强烈的认同”，被改为“很明显，白寿彝先生对他的回民家庭和共同体背景具有强烈的认同意识。然而，我们却并不能够仅仅根据白寿彝先生的这种共同体意识，就能够作出他的认同完全是一种对伊斯兰教的宗教认同的论断。”  从“白寿彝对伊斯兰具有强烈的认同”，到不认为白寿彝“完全是一种对伊斯兰教的宗教认同”，是作者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虽然过了十年。它不是一种知错而改的自我否定，比如另起炉灶，再写它一篇新文，对旧文进行自我批判和检讨——如果是这样，不论观点如何，都令人钦佩。而是修改旧文，并声明“以此为准”。十年都过去了，还能把说出的话收回来再“以此为准”吗？一位学者，他赖以为生的本钱，就是他思想的统一性。人可以有错——我们又不是圣贤，但要承认错误。尤其是学者，他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他的思想应该是在对错误言论负责后的重新调整。  作者引入白寿彝先生 评金吉堂《中国回教史之研究》一书的两句话——“中国有外国回教徒留居，与中国之有回教，原系两事”；“回民之各种活动，并不必亦决不能为完全回教的也”，来论证他“教民分离”的观点。据此认为：“外国的回教徒来到了中国并不等于中国就有了‘回教’，中国有了‘回教’的历史，不能从信仰回教的外国人来到中国的时代算起”；“中国回民的活动，理所当然就没有将其一...

 到了今天，与朋友闲聊，大家还在质疑传统。主要是回民——汉语穆斯林族群——作为这片土地上伊斯兰的载体，一千多年没能体现它拯救全人类的天启宗教的传教精神，没有一部波澜壮阔、改天换地的发展史。而它历史的不发展，又被与当前遭遇的白俩联系到一起。或者说，如果它有个好的历史发展过程，比如没有咸同回民事变，并抓住了清末民初的历史机遇——它的传教精神如清朝最后四十年基督教那样强烈和卓有成效，是否就能改变当前的遭遇？这片土地的历史并不只是回民的历史，所以它不能改变。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历史的不发展这笔账是否该算到传统头上？  回民的传统，或者说由回民保持的伊斯兰传统，是在这片土地上——我近来比较厌恶用“国家”这个词——的一套生存哲学。这并不容易。就像是沙漠里的胡杨，耐旱、耐寒、耐盐碱、抗风沙，要有一套在残酷环境下的生存本领。过了一千多年，所有水土不服的内容都消失了，剩下的是合理的存在——回民保持的伊斯兰传统及由此形成的族群文化。当你看到回民这套东西时，你看到的应该是残酷的环境——儒家文化和专制主义。在缺乏宗教自由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氛围里，只能是回民这种存在。当然也有另一种存在，但他们正因形式的不同而遭到毁灭。所以当我们维护回民这套东西时，并不是说它有多好，而是我们眼下别无选择。  当回民——汉语穆斯林族群——被作为一个民族看待时，我们可以说伊斯兰的传教正式失败了。伊斯兰被封存在“民族”里，成为“风俗习惯”。这是一种喜忧参半的形式。而这样的形式也面临存在危机。现在我们听到有些人对着回民撕心裂肺地喊“族教分离”。教门内要革传统命的改革者不要高兴得太早，他们可不是要给伊斯兰一个脱离民族的自由的存在环境，而是要打破他们亲手建立的民族壁垒将伊斯兰放逐荒野。伊斯兰被放逐后，回民就死了，民族也就无关紧要了。然后是什么呢？是汉语穆斯林族群一千多年历史的终结。当然我们也可以乐观一点把它看作新纪元，只是不知道伊斯兰在经历了回民消亡的如此惨重的失败后是否真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实际上回民在民国——大清专制王朝倒台、儒家被拉下神坛后，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过很多新内容，比如中阿并授的伊斯兰新式教育、现代宗教团体、出版社、报刊媒体、文化研究机构——可以说回民并没有错过近代的历史机遇。如果这些新内容能够顺利发展下去，在汉语语境之下就会有一幅新的伊斯兰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