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今天，与朋友闲聊，大家还在质疑传统。主要是回民——汉语穆斯林族群——作为这片土地上伊斯兰的载体，一千多年没能体现它拯救全人类的天启宗教的传教精神，没有一部波澜壮阔、改天换地的发展史。而它历史的不发展，又被与当前遭遇的白俩联系到一起。或者说，如果它有个好的历史发展过程，比如没有咸同回民事变，并抓住了清末民初的历史机遇——它的传教精神如清朝最后四十年基督教那样强烈和卓有成效，是否就能改变当前的遭遇？这片土地的历史并不只是回民的历史，所以它不能改变。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历史的不发展这笔账是否该算到传统头上？
回民的传统，或者说由回民保持的伊斯兰传统，是在这片土地上——我近来比较厌恶用“国家”这个词——的一套生存哲学。这并不容易。就像是沙漠里的胡杨，耐旱、耐寒、耐盐碱、抗风沙，要有一套在残酷环境下的生存本领。过了一千多年，所有水土不服的内容都消失了，剩下的是合理的存在——回民保持的伊斯兰传统及由此形成的族群文化。当你看到回民这套东西时，你看到的应该是残酷的环境——儒家文化和专制主义。在缺乏宗教自由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氛围里，只能是回民这种存在。当然也有另一种存在，但他们正因形式的不同而遭到毁灭。所以当我们维护回民这套东西时，并不是说它有多好，而是我们眼下别无选择。
当回民——汉语穆斯林族群——被作为一个民族看待时，我们可以说伊斯兰的传教正式失败了。伊斯兰被封存在“民族”里，成为“风俗习惯”。这是一种喜忧参半的形式。而这样的形式也面临存在危机。现在我们听到有些人对着回民撕心裂肺地喊“族教分离”。教门内要革传统命的改革者不要高兴得太早，他们可不是要给伊斯兰一个脱离民族的自由的存在环境，而是要打破他们亲手建立的民族壁垒将伊斯兰放逐荒野。伊斯兰被放逐后，回民就死了，民族也就无关紧要了。然后是什么呢？是汉语穆斯林族群一千多年历史的终结。当然我们也可以乐观一点把它看作新纪元，只是不知道伊斯兰在经历了回民消亡的如此惨重的失败后是否真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实际上回民在民国——大清专制王朝倒台、儒家被拉下神坛后，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过很多新内容，比如中阿并授的伊斯兰新式教育、现代宗教团体、出版社、报刊媒体、文化研究机构——可以说回民并没有错过近代的历史机遇。如果这些新内容能够顺利发展下去，在汉语语境之下就会有一幅新的伊斯兰文化景观。但这些内容到了1949年都被改造了，历史也就不能顺利发展下去。也就是说，虽然儒家被拉下神坛，但专制主义还在，而且比“封建”王朝表现的还极权主义。最后我们发现，建构的新内容几乎都被清除了，剩下的还是回民的旧传统。
改革开放后——过去了将近四十年——我们又开始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新内容，主要有中阿学校、报刊媒体、经书印刷、建筑艺术、宣教——从印巴借鉴的传教方法、信仰学习班以及新的教派形式。这些内容与民国时期相似，但远不具备那时的专业性，处在一种模仿的不成熟状态。这里我并没有要指责改革开放后发展教门的人，我要说的是在此之前近四十年教门遭遇的灾难的深重，这让它都难以具备百年前清末民初那种状态。但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后的今天，遭清除的仍然是这些新建立的内容。
这时回民传统也遭遇新的挑战。经堂教育和寺坊体制正式遭遇现代性。尽管现代性早在鸦片战争就出现在这片土地上了，但回民传统与它的正式遭遇是在改革开放后。虽然“宗教改革”、“文革”、“破四旧”也是一种现代性现象，但这是在政治领域。改革开放后，随着资本主义——也被称为自己特色——的进入，由于儒家被拉下神坛和文革造神运动的失败，中国人在精神空虚中集体转向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并由此产生一股强劲的世俗文化。应该说这是典型的现代性现象，虽然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所不同。在这种现象面前，经堂教育在改革开放后只是昙花一现，就在现代性面前缴枪投降了——寺里没有了念经人，传统方法对此束手无策。接力棒交到中阿学校手上。但经堂教育这昙花一现所积累的教门资本，也让人叹为观止——中阿学校的中坚力量大都有经堂教育背景。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向回民传统致敬的地方。
传统寺坊体制在现代城市化过程中大部分被摧毁，清真寺孤零零在那里，街坊都不见了。穆斯林应对这种现代性的方法是自媒体，希望能借用现代回应现代，用科技重新联结在一起，建立一种现代社会寺坊存在新形式。中阿学校的存在，是为了替代传统经堂教育面对现代维系信仰和文化，但整个社会的世俗化浪潮过于强烈，它的师资、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都面临巨大挑战。它没办法在短时间内，以快餐式的教育来改造深受社会世俗化影响的人。毕业生只能被送到国外接受再教育，但伊斯兰世界腹地也面临着世俗化问题，形势同样严峻。最终，海归穆斯林留学生没有几个献身于清苦的传教事业。穆斯林还通过经书印刷和网络媒体，在现代社会应对世俗化的挑战。
总之，这说明穆斯林在力所能及地抓住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他们借着回民传统的基础建立了很多发展教门的新内容。这些新内容不是反回民传统的，它们与回民传统在现代社会是一种互补关系。而且它们有着传统的精神谱系，在教门上与传统一脉相承。或者我们说，这不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是在根本上改变宗教、反传统。如果这些新内容是反传统的，那它们就不是为了教门来应对现代性的冲击，而成为现代性本身，也失去了以宗教的名义存在的意义。我们只能说它们是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形式。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不是绊脚石，而是基石。
但这些发展教门的新内容能否持久呢？改革开放四十年后我们发现，它们开始遭到清除。不但新内容被清除，回民旧传统也遭到重创。回民——汉语穆斯林——传统文化在这片土地上虽然有一千多年历史，却也面临是否属于这个国家的难题。在“族教分离”的口号下，回民传统的宗教根基正在动摇。现在，回民传统面临着世俗化和文化专制主义对它的改造，此外被拉下神坛的儒家似乎又要粉墨登场了。这是前所未有的危机。这是面对现代性的危机。
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Georg Simmel）说：“现代性现象之本质就是它根本就没有本质。”这句话解释了我们在最近七十年历史中的遭遇，就是充满“不确定性”，时好时坏。我们经历的“宗教改革”、“文革”、“改革开放”和当前的“中国化”，正是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性现象。可以说没有比马克思主义更能体现现代性的不确定性了。传统的伊斯兰在马克思主义面前，成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以便让人们从幻想中解放出来”。实际上穆斯林无法逃避现代性，不在社会主义社会面对现代性，就要在资本主义社会面对现代性。当然，有人喜欢在资本主义社会面对现代性，就像生活在欧美的穆斯林那样。但我们别无选择要在社会主义社会面对现代性。
这是一种对伊斯兰的现代性冲动，是真正的“宗教改革”。说到这里，据此不远，只是在几年前——让人想起中穆网，我们内部还在谈论教门改革，谈论教法的权威性、古兰经注、阿拉伯文的宗教地位、阿拉伯文化的历史地位，乃至要解构传统伊斯兰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新的东西。现在看来，这似乎与我们当前的“中国化”同工异曲。
我们并非不能谈论教门改革，而是需要一个理想的光阴。就如上世纪美国基督教新教的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文化论战，最终新教自由主义建立起符合现代性的、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脱离传统的新的信仰体系。虽然宗教的神圣性尽失，自由主义被正统神学斥为浅薄和庸俗，但就思想文化而言也蔚为壮观。我渴望中国的教门能有这样一个文化论战的局面。我坚信这样的论战能迎来文化的繁荣，能去伪存真——留到最后的一定是最合理的存在——真主所定然的。我也对一字未改的古兰充满信心——伊斯兰能承载任何形式的文化论战而不会有问题。
这样的一天曾让人以为已经来临，但那亮光不过是威权主义走向黑夜的晚霞。我们不是上世纪的美国，自由派也没有蒂里希（P·Tillich）、布尔特曼（R·Bultmann）那样的人物。甚至把教门中某些深受时代影响、反传统的人称为“自由派”都是一种不严谨的措词。放眼望去还是一片荒野，在文化上哪有真正的“派”？只有争权夺利的教派——此刻还见他们在黑夜里撕扯。
在这片土地上，教门就像将死的火种，一千多年来，不死也不燎原。光阴总是似曾相识，穆斯林复兴被毁灭的教门等待着它再次被毁灭。我想，在这缺乏尊重多元文化的异质文化的海洋里，在这宿命的走不出的黑牢，它在等待一个时机——一个宗教自由的理想光阴。然后，若主意欲，伊斯兰将在这片土地上正式开始它拯救众生的事业。而在此前，不应釜底抽薪。那时我写了《教门内的世俗化》，回应了穆斯林内部几位知识分子的冲动。——没留余地，因为那时形势已经非常明显了。但我发自内心怜惜教门内部这种文化冲动，也希望他们能挺到春暖花开那一天。
那时教外也在谈论伊斯兰改革，想要把它改成一个让他们高枕无忧的宗教，也就是让伊斯兰打破传统世俗化。那时共识网是左右各派进行思想交流的平台，使对伊斯兰改革的讨论成为可能。“九一一”事件后，对伊斯兰的恐惧意识蔓延，这促使很多人关注伊斯兰问题。随后国内外发生的暴力事件，使对伊斯兰问题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伊斯兰威胁论”毕竟不符合事实，伊斯兰也不会走新教自由主义那种与传统切割的世俗化道路。所以我公开否定了这种形式的伊斯兰改革的可能性。
我们必须清楚，伊斯兰传统是解决伊斯兰问题的基础，而不是通过对它革命来解决问题。何况很多所谓的伊斯兰问题是不成立的。伊斯兰传统正时刻承受现代性激烈的潮汐，已是千疮百孔，在这种局面下，我们穆斯林必须成为它坚定的拥护者。若这大厦倾覆，穆斯林就不要想在未来还能建构什么。这是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马克思有句一语双关的名言，他曾借用费尔巴哈（Feuerbach）的名字说，在那个时代，任何从事哲学的人，都要通过费尔巴哈思想的“火溪”（Feuerbach）。眼下穆斯林正在淌现代社会这“火溪”。我们看到，在这白俩面前，传统的合理性和重要性越来越明显了。我们不论是什么派什么主义，都离不开这个传统的基础。在如今这寒夜，哪里能寄托你冰冷的心？只有老回回这间破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