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澳大利亚 28 岁男子塔兰特（ Brenton Tarrant ）对新西兰“基督城”两座清真寺（回教堂）的恐怖袭击震惊全球。笔者在悲痛之余认为，这些无辜的生命换来世界的改变，打破了自“九一一事件”以来令穆斯林窒息的局面。新西兰总理阿德恩称此次事件为“恐怖袭击”，指凶手为“极端右翼暴力恐怖分子”。这种在西方政治语境中的表述的改变，意味着作为穆斯林标签的“恐怖主义”概念已经经不起检验，它要继续存在下去，必须使词义符合理性，不能再是专属穆斯林的标签。 这种对穆斯林偏见的改变并不容易，它是在经历了这样血腥的事件后，经一位女领导人的口说出。这种对“恐怖主义”的新表述，在如此恐怖的事件面前，突破话语霸权对此的束缚，已获得全球广泛认同。这种形势的微妙改变出人意料，是以往争夺话语权、理论论战不能完成的任务。从此以后，反穆分子再把它限定在穆斯林身上已不可能。虽然中国官媒以及中国国内的汉语媒体，两天来仍然抗拒对凶手的“恐怖分子”用法，但显然他们只会让自己陷入理论困境，而最终无法言说。 这是一种现实（恐怖事件）对另一种现实（穆斯林生存困境、伊斯兰恐惧症）的打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历史发展进程。就像当年“九一一事件”把穆斯林带入了这段历史一样。当“恐怖主义”概念在汉语语境中被扩展到穆斯林群体以外时，它将解构中国社会原有的观念形态。杀人放火、给幼儿打毒疫苗、喂毒奶粉、给学生吃有毒食物，甚至对人权的严重侵犯，这些都可以被称为“恐怖主义”。从“恐怖主义”衍生的“极端主义”，也无法再专属于伊斯兰和穆斯林——任何人都可以有“极端”倾向。这种中国社会特色观念的解构，意义重大，因为未来在中国社会“反恐”和“去极端化”将不能再限定于穆斯林群体。除非依法治国，若以身份论罪，有汉民杀人放火就要对汉族“去极端化”，有佛教徒杀人放火就要对佛教“去极端化”，有基督教徒杀人放火就要对基督教“去极端化”。党派也是如此，哪个党派的党员杀人放火，也要对这个党派“去极端化”。 我不会从“白人至上主义”看这个事件，因为“有色人种”在反穆斯林方面丝毫不比“白人”差。这在此次事件中得到进一步论证。“基督城”市民在事发地附件献花，新西兰国会、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降半旗致哀，埃菲尔铁塔熄灯，新西兰受害者支持协会为受害者募捐，居民涌向医院为伤者献血。新西兰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