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联合早报》读了郑永年的大作《中国的大西北问题》后，有种中国西北地区将要沦陷的感觉。郑先生的观点是： 其一，新疆问题是西北地区穆斯林（回教徒）问题。郑先生说：“新疆问题不止局限于新疆，而只是中国大西北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新疆、宁夏和甘肃等省是中国穆斯林主要居住地，尽管这些地方存在的问题不同、问题的根源不同，但都表现出‘泛穆斯林化’”。即新疆问题不是中国政府一直以来所定性的“三股势力”的问题，而是西北地区穆斯林族群问题，是穆斯林在这一地区的存在而引发的问题。 新疆问题被扩大为针对穆斯林族群的西北地区问题。以笔者拙见，这样问题就无法解决了。因为按照郑先生这种观点，北京只能将打击“三股势力”改为打击穆斯林族群。这既不符合中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宗教政策，也违背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只有上世纪的纳粹德国政府，才能对一个族群和信仰共同体做出这种事来。 其二，胡耀邦是新疆问题的罪魁祸首。郑先生认为“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严峻局面”，“首先是1980年代实行的被人们称之为‘自由化’的政策”，也就是“1980年代开始在包括新疆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新的宽松政策”，导致“新疆等穆斯林（回教徒）地区清真寺（回教堂）的泛滥”。 也就是说，今天无须有人为新疆问题负责，甚至“三股势力”也不是根本原因，原因在胡耀邦当年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宽松政策，新疆问题应该由他负责。按照郑先生的逻辑，如果当时对少数民族地区继续推行文革极左政策，不对他们搞改革开放，不给他们自治权和自由，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新疆问题。比如对西北地区实行南非曾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这样问题就解决了。郑先生说当时“自由化”导致了新疆的“无政府”放任状态，使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信仰得到发展，建了太多清真寺，穆斯林有了身份认同。恕我直言，难道一个国家一定要对少数族裔执行文化和宗教歧视政策，才能维持其存在吗？ 事实上，如众多知识分子所认为的，胡耀邦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巩固了中国共产党自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就与少数民族结成的政治统一战线，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再者，在当时“自由化”政策的执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