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联合早报》读了郑永年的大作《中国的大西北问题》后，有种中国西北地区将要沦陷的感觉。郑先生的观点是：
其一，新疆问题是西北地区穆斯林（回教徒）问题。郑先生说：“新疆问题不止局限于新疆，而只是中国大西北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新疆、宁夏和甘肃等省是中国穆斯林主要居住地，尽管这些地方存在的问题不同、问题的根源不同，但都表现出‘泛穆斯林化’”。即新疆问题不是中国政府一直以来所定性的“三股势力”的问题，而是西北地区穆斯林族群问题，是穆斯林在这一地区的存在而引发的问题。
新疆问题被扩大为针对穆斯林族群的西北地区问题。以笔者拙见，这样问题就无法解决了。因为按照郑先生这种观点，北京只能将打击“三股势力”改为打击穆斯林族群。这既不符合中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宗教政策，也违背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只有上世纪的纳粹德国政府，才能对一个族群和信仰共同体做出这种事来。
其二，胡耀邦是新疆问题的罪魁祸首。郑先生认为“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严峻局面”，“首先是1980年代实行的被人们称之为‘自由化’的政策”，也就是“1980年代开始在包括新疆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新的宽松政策”，导致“新疆等穆斯林（回教徒）地区清真寺（回教堂）的泛滥”。
也就是说，今天无须有人为新疆问题负责，甚至“三股势力”也不是根本原因，原因在胡耀邦当年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宽松政策，新疆问题应该由他负责。按照郑先生的逻辑，如果当时对少数民族地区继续推行文革极左政策，不对他们搞改革开放，不给他们自治权和自由，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新疆问题。比如对西北地区实行南非曾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这样问题就解决了。郑先生说当时“自由化”导致了新疆的“无政府”放任状态，使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信仰得到发展，建了太多清真寺，穆斯林有了身份认同。恕我直言，难道一个国家一定要对少数族裔执行文化和宗教歧视政策，才能维持其存在吗？
事实上，如众多知识分子所认为的，胡耀邦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巩固了中国共产党自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就与少数民族结成的政治统一战线，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再者，在当时“自由化”政策的执行方面，新疆和西藏不同。在1980年的新疆工作座谈会上，胡耀邦提出的“新疆六条”因王震反对并没有实行。笔者反倒认为，新疆问题恰恰是因为胡耀邦的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没有落实，并反其道而行之所导致的。
其三，推行“长城文化”闭关锁国。郑先生说：“从秦始皇到明代，中国的长城文化源远流长。近代以来‘长城文化’被视为是保守封闭，但现在看来需要对之重新思考。总体上说，‘长城文化’是一种防御政策，意图把中国不能消化的‘邪恶’力量挡在国门外。”
郑先生先是将新疆问题扩大为大西北问题，再将新疆问题归咎于胡耀邦，又要拉历史倒车提出对西北闭关锁国。郑先生认为，这是“‘一带’所带来的新风险”。推行“一带一路”是北京的意愿，而“一带一路”因新疆问题杯葛天山，绝不是北京希望看到的，况且新疆问题已给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造成严重影响。所以，郑先生的大西北威胁论和不惜废“一带”闭关锁国论，就耐人寻味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中国大西北和平、稳定。没有能威胁中国大西北和平、稳定的，只有拉历史倒车、违背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倒行逆施。
胡耀邦在1984年说过这样几句话：“你们无非是，第一，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或者说害怕不能用和内地一样的模式来搞社会主义。第二，担心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第三，担心宗教的影响会不会愈来愈大。第四，担心有朝一日会不会重新出现大叛乱。”他说：“我们的汉族干部如果不尊重人家，甚至想用汉族文化代替人家的文化，肯定是要踫大钉子的。”
(《联合早报》，2019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