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片土地上， 人们掌握了一套活命哲学。 他们似乎天生就懂得，什么东西可以碰，什么不可以碰。这种对政治的“觉悟”，因数千年历史积淀，已化作人的基因，融入血液、骨子里。它已是一种文化，人们能够在一种共同语言中，交换关于活命的经验。比如什么是“错误言论”，什么是“与主流价值观不一致”。当在什么时刻站出来“爱国”，以及爱的姿势。若是忽然想起已好些天没“爱国”了，就开始为自己担忧起来，并精心策划一下，要在一个恰当的时机，站出来爱一次国。若是能有一个“爱国”主题的会议，最好是时下最流行的主题，如“中国化”什么的，在上面对着麦克风，当众爱它一次，就再理想不过了。 这已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了。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之后，活命文化就全面添补了文化真空，成了像京剧一样的国粹，轻而易举地压倒伤痕文学之类的反思而成文艺主流。那些以独立人格自诩的作家，今天也为活命而把文字编辑成天书，不再让人读懂了。这些年对它的不断感受，尤其是我身边人留下的印象，使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思想。我曾自认为，在对现代国家的存在理论上，我是个唯制度论者，不唯文化论。我曾坚持认为，是制度把人变成魔鬼，是制度使社会成为人间地狱。但如今，面对欣欣向荣的活命文化，在深夜对着窗外，就自己的制度决定论，而闪过一丝怀疑的念头：究竟是制度决定了他们，还是他们决定了制度？ 在活命文化中，没有自由和正义。因为按照活命文化的方法论，首先要牺牲的就是自由和正义。自由和正义是大写的“人”才具有的含义，活命不需要它们。活命所需要的，就是像生物一样活着。生物的生活，不需要独立人格，也不需要自由思想。不只是不需要，还要为活命而躲避它们，就像是遇见了瘟疫。自由和正义，在一个国家原本是要被人欢呼的。原本，当它们被从一个人口中说出来，就会熔化人的心，使人眼中流出滚烫的热泪。就像阿拉伯之春，那位青年从人群中站出来，爬到尼罗河宮桥的雄师上，面向解放广场为自由攘臂一呼，所在人群中引发的强烈回应。但是，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自由和正义的呼声，会消沉在暮色里，成为一种不和谐的存在，而你站在那里就像个怪物。 但他们真的能活命吗？ 活命哲学在大清皇帝逊位之前的中国“封建社会”或许可行，但在后来，它不过是人主观的一种想活命的意向。七十年来，在历次运动中，真正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