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片土地上，人们掌握了一套活命哲学。
他们似乎天生就懂得，什么东西可以碰，什么不可以碰。这种对政治的“觉悟”，因数千年历史积淀，已化作人的基因，融入血液、骨子里。它已是一种文化，人们能够在一种共同语言中，交换关于活命的经验。比如什么是“错误言论”，什么是“与主流价值观不一致”。当在什么时刻站出来“爱国”，以及爱的姿势。若是忽然想起已好些天没“爱国”了，就开始为自己担忧起来，并精心策划一下，要在一个恰当的时机，站出来爱一次国。若是能有一个“爱国”主题的会议，最好是时下最流行的主题，如“中国化”什么的，在上面对着麦克风，当众爱它一次，就再理想不过了。
这已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了。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之后，活命文化就全面添补了文化真空，成了像京剧一样的国粹，轻而易举地压倒伤痕文学之类的反思而成文艺主流。那些以独立人格自诩的作家，今天也为活命而把文字编辑成天书，不再让人读懂了。这些年对它的不断感受，尤其是我身边人留下的印象，使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思想。我曾自认为，在对现代国家的存在理论上，我是个唯制度论者，不唯文化论。我曾坚持认为，是制度把人变成魔鬼，是制度使社会成为人间地狱。但如今，面对欣欣向荣的活命文化，在深夜对着窗外，就自己的制度决定论，而闪过一丝怀疑的念头：究竟是制度决定了他们，还是他们决定了制度？
在活命文化中，没有自由和正义。因为按照活命文化的方法论，首先要牺牲的就是自由和正义。自由和正义是大写的“人”才具有的含义，活命不需要它们。活命所需要的，就是像生物一样活着。生物的生活，不需要独立人格，也不需要自由思想。不只是不需要，还要为活命而躲避它们，就像是遇见了瘟疫。自由和正义，在一个国家原本是要被人欢呼的。原本，当它们被从一个人口中说出来，就会熔化人的心，使人眼中流出滚烫的热泪。就像阿拉伯之春，那位青年从人群中站出来，爬到尼罗河宮桥的雄师上，面向解放广场为自由攘臂一呼，所在人群中引发的强烈回应。但是，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自由和正义的呼声，会消沉在暮色里，成为一种不和谐的存在，而你站在那里就像个怪物。
但他们真的能活命吗？
活命哲学在大清皇帝逊位之前的中国“封建社会”或许可行，但在后来，它不过是人主观的一种想活命的意向。七十年来，在历次运动中，真正为自由、正义越过红线而死的人屈指可数。大多数人，是严格奉行活命文化却未能活的。这是因为，虽然红线看似在那里，你也不断叮嘱自己，决不可越雷池一步。但次日清晨，一觉醒来，忽然发觉自己站在了红线外侧，而成为被打击的对象。这是因为，红线在被不断重画。没人知道接下来它会被画在哪里，掀起怎样一场运动。在建筑的“中国化”上，曾经破旧，如今破新，就是个红线变更的好例子。
一九八〇年邓小平在刘少奇追悼大会上评价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他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果这样的人物都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冠以“叛徒、内奸、工贼”镇压了，还有谁能幸免？虽然他们绝顶聪明，眼盯红线不断自我审查，与追求自由和正义的人士划清界线，也逃不过被圈到红线外的命运。当红线重新划定，新的运动兴起，他们会被一网打尽，不论他们是谁，曾经做过什么、说过什么。
在这种红线的不确定性中，遵循活命文化的人，和为自由和正义而活的人，命运是一样的。但他们又不同。这种不同可以是柴静那句话：“许多年后，假如有人问我，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转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而这种不同，在宗教信仰上的含义就更深刻了，它是善与恶两种截然对立的存在。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