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常听恐怖故事。
情节离奇，听得人越发恐怖。
我打小就经历可怕的事。在一座寺里念经时，阿訇不在，我与寺师傅去一个荒村送亡人。我原本要洗了阿布代斯再动身，他说那里可以洗。到亡人家发现，荜门蓬户，只有停亡人的两间土屋。他汤瓶里灌了水，掀开布帘让我进去。屋内是通间，光线昏暗，亡人被行在水溜子上，一块白布隔出个洗的空间。我那时十五六岁的年纪，第一次见这场景，所以就觉得可怕。后来发觉，这不可知世界固然会使人心产生莫名的紧张，但它总是宁静的，不会真的残害人。而真正可怕的，是在人活着的现实世界。在这里，人发明了一种比人死了更可怕的恐怖主义。我对听到的事，就感受到这种形式的恐怖。
这是权力异化造成的一种局面。失去制约的权力，似洪水决堤，向着无辜的族群狠狠地肆虐，带着民族主义的色彩。我想到那一个个被摧毁的家庭，这是最惨无人道的地方。并想起鲁迅那句话来：“这一世界中人，会轻蔑，憎恶，压迫，恐怖，杀戮别一世界中人。”
“权力异化”，细想来，这观念源于我所读到的中国八十年代人道主义论战的历史资料。1983年，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杨，在中央党校的一场学术报告会上，就建国后至文革结束这段时期，中国出现的人道灾难，提出权力异化的问题。他说：“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
而今，问题比他们要翻身公仆做主人复杂得多。他们不只是要做主人，而是想当人间上帝。他们要消灭“旧人”，造“新人”；消灭“旧文化”，造“新文化”；还要改变人种——包办婚姻。这俨然是一种创世纪的节奏。这造灭改的过程必然是惨烈的，像是人以血肉之躯进入权力机器的齿轮，只留下一滩血迹——人类史又多了一段悲惨并充满罪恶的历史记录。
在这种对人与文化的改造中，权力表现出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它不只是异化了，而成为权力拜物教，具有了宗教性质。但因他们拜的毕竟不是神，是权力，所以信徒们就进入了疯癫状态。
我原本是有心理准备的。当他们不顾劝阻，选择“宗教极端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武器时，就必然要疯癫到今天这个地步。对人的思想（信仰）动手的代价是沉重的，最先牺牲的是法治。也就是说，这个代价是关乎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的。反穆分子也要生活在这种无法无天的状态——反穆并承受反穆带来的后果。某日突见挺反穆政策的某君站起来呼喊法治了，我只好冷笑。神奇国样样不公，唯有这代价是公平的。不只是法治，还有未来更苦的多的恶果在等着。
因为人的思想所具有的自由性，它不能像人的躯体一样被带上枷锁、投入牢笼；从宗教的意义上，它甚至都不能被杀死。所以，那些要对人思想动手的人，就拼命地进行动机推测。此时，权力拜物教进入了它降神仪式的高潮。那手握权力的人，不再需要告密、窃听、监控、揭发这些寻常手段，他只需要像算命先生那样相面：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疯了。
他们的疯掉，是1983年那场人道主义论战的结局所决定的。
在中央党校的礼堂，周扬作为报告人，谈他关于把人当人来对待的人道主义观点：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过去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带来了严重后果。这个教训必须记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迫切需要恢复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这是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否定，是完全应该的。”
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与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邓力群，两人在台下坐着，对这把人当人看的观点，感到新鲜。抱病在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闻风从床上下来，说：“任何一个时期讲人道主义，都是为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有目的的。这篇讲话目的何在？是用来批判‘文化大革命’，还是批判什么？……现在讲人道主义，给人以什么目的？”。事情迅速发展为一场，左右两派关于人道主义的激烈辩论。左派认为，只要谈人道主义，就说明他们以前不人道过，虽然他们确实不人道。如王震、邓力群这两位左的出奇的人，就曾在西域干了许多惨无人道的事。也正因他们的不人道，才对“人道主义”有如此大的反应。
人，究竟是人，还是什么东西，或是一台权力机器上冷冰冰的螺丝钉，竟然纠缠不清了。
那本是一个春天，可春风并未吹拂大地。整个夏日，左风狂吼，要冻死每一棵出土的嫩苗。到了秋天，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在全会报告中，将“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列为主题，而后爆发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整党运动。持“人道主义”观点的一派被清理。
秋天结束，冬天来了。
到了1984年，胡乔木在中央党校礼堂周扬去年作报告的地方，特意作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演讲，正式推翻人道主义的说法。这个演讲已无必要，左派已全面接管意识形态阵地。过去一年，在批判最激烈的时候，《人民日报》排字房“精神污染”四个字的铅字都不够用。但在权力拜物教中，胡这样做，叫“驱魔”。
人道主义，就这样不合时宜地退场了。
所以我说，这导致了他们今天的疯掉。
他们的疯掉，是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的。
想起数年前一个下午的茶叙，那时左风还不似现在这样狂烈。谈到某族问题，一位商界人士说，国家帮助发展当地经济、扶贫，除此而外，他们就不该再要求什么了。
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政治问题理解为经济问题）的观点，认为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一切。认为只要进行免费职业培训，让人有了一技之长，投身社会经济建设中，经济发展，社会前进，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们把所有问题理解为，生产力不够发达，生产关系不够先进。只要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我见他已病入膏肓，再无探讨的必要了，就扔给他一句话：人又不是牲畜，你给他一口吃的，他就别无他求了。
他们的疯掉，知识分子也脱不了干系。
知识分子的沉默，是在为疯人院添砖加瓦。最了解他们的还是王朔，说他们：“淡泊名利是做给社会看的，同时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对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沉默似乎成了一种美德，一种良知。而我以为，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无论多大的学问家，一旦太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将丧失良知。”
窃以为，王朔所说的这类人还算是好的。还有一类，在一个族群内部进行自我审查。某日，甘肃“资深媒体人”某君，要我全网删除某篇短文，说是它对某作家不利。我虽能理解他们的珍惜自己的羽毛，但从心底瞧不起他们。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