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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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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飞:杨先生文章

 近日见杨凤岗先生转的他在端传媒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新疆问题的症结是什么?能走出困境吗?》。读罢,我想到的却是罗素在《幸福之路》中的一句话:乞丐并不会妒忌百万富翁,但是他肯定会妒忌收入更高的乞丐。这是我对杨先生文章最朴素的感受。让人离开了学术和时评,还有他的问题,只来到罗素的这句话上。我想,杨先生就是这乞丐的心态。就是在当下中国,一位基督徒对穆斯林的心态。或是两个倒霉鬼,一个倒霉鬼妒忌另一个倒霉鬼还不够倒霉。  如前年我在那篇关于中国化的文章中所说的:在宗教“中国化”的执行上,伊斯兰与基督教并驾齐驱,在东方古国的土地上策马扬鞭,卷起遮天蔽日的尘埃,引来万国瞩目。实际上就是两个倒霉鬼,撞到政策的墙上。杨先生文章以美国法案来开篇,以斯大林民族政策来解释穆斯林问题,就是在这万国瞩目之下,一位基督徒对穆斯林所受到的关注度的妒忌。说,穆斯林的境遇并没有外界所认为的那么糟糕,反而要好许多;即便是有不好的,也有不好的道理。  杨先生忽然痛恨起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并关心起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来了。这本不是他的风格。见他的“族教捆绑”说,教人想起习五一的理论。又想到王柯的《二重的忠诚——白寿彝与开封的故事》,对此,我曾写过一篇《王柯的“教民分离”》。现在看来,他们——无神论的、民族主义的、基督教的——都有改变穆斯林传统历史叙事、解构穆斯林族群的远大志向。  而杨先生的志向尤为远大,要通过基督教的传教来解决新疆问题,乃至西北和全国问题。他说,“对于回族维吾尔族中基督教传播的抑制,对于少数民族个人改信其他宗教的打击,实际上强化了「民族与宗教一体」的观念”“新疆问题的症结是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失误长期积累的结果”,并认为“新时代”的“纠正”——也就是转化班——太生硬,建议放手让基督徒对穆斯林传教,以解决问题。就他们比穆斯林好不了多少的惨状来看,似乎是被迫害的发了疯。  这并不是从一个拥有多元文化和不同族群的现代国家来看的,与国家的统一、法治、自由和未来无关,而只是见到了穆斯林族群从中得到了“好处”。仅此而已。这就是杨先生反对的原因。从乞丐妒忌的心态来说,他并不去看,在一个国家,一个族群得到了一点好处,是件让人感到高兴的事——或是像他们所声称的博爱,并向着国家制度的建设上,去追求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去为所有人开创和建设一个美好的未来,而...

李云飞:寻出好处来

有的人,不论什么,也能从中寻出好处来。 大清乾隆年间,花寺与哲合忍耶发生教争,官家介入,几乎灭了其中一派。有人就从这“官家介入”中寻出好处来,说是给教争一个教训。对一个群体的斩草除根,还有文化灭绝,——在这官家对百姓的罪恶中,还是能寻出好处的。这种对问题的解释,像是一副药,吃后给人安慰。似乎感觉乾隆年间屠回的灾难不怎么沉重了,官家的面目也好看了许多,不再那么狰狞。而唯独对这教争感到愤恨。 灾难越是沉重,他们就愈能从中寻出好处。之一是什么,之二又是什么,能列举出许多来。这是一种奇特的解释问题的能力,找出灾难存在的合理性,来证明它的好处是什么。 这不简单,毕竟灾难里没有好,只有对人的祸害,对自由、人权的践踏。在这没有好的灾难里,灾难的存在越是不合理,制造灾难的罪行越是天理难容,找出其中的好处,就愈能显示他们解释能力的强大。因为灾难有了好处,它的存在就有了意义,让遭难的人觉得是遭了天谴,是自己罪有应得。 这套解释问题的学问,在多灾多难的当下尤为盛行—— “整改的好处”是,给攀比建寺一个教训。“去极端化”的好处是,消除“偏激思想”。“去泛清真化”的好处是,打击假清真。 还有“中国化”“去沙化”“去阿化”,每一样,他们都能从中寻出好处来。 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好处也不同。搞教争的人,见到了铲除异己的好处。“积极分子”,发现了奋斗的目标。读书人,做起了“中国化”的学问。就连我在某地的一位邻居,也找到一份线人的差事,每日汇报寺里的动静。前段时间,某报刊登了一篇反映我们现状的文章,标题用语写的是“ Boiling us like frogs ”。我想,我们不会死在温水中,而是死在这诸多好处里。 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