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见杨凤岗先生转的他在端传媒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新疆问题的症结是什么？能走出困境吗？》。读罢，我想到的却是罗素在《幸福之路》中的一句话：乞丐并不会妒忌百万富翁，但是他肯定会妒忌收入更高的乞丐。这是我对杨先生文章最朴素的感受。让人离开了学术和时评，还有他的问题，只来到罗素的这句话上。我想，杨先生就是这乞丐的心态。就是在当下中国，一位基督徒对穆斯林的心态。或是两个倒霉鬼，一个倒霉鬼妒忌另一个倒霉鬼还不够倒霉。
如前年我在那篇关于中国化的文章中所说的：在宗教“中国化”的执行上，伊斯兰与基督教并驾齐驱，在东方古国的土地上策马扬鞭，卷起遮天蔽日的尘埃，引来万国瞩目。实际上就是两个倒霉鬼，撞到政策的墙上。杨先生文章以美国法案来开篇，以斯大林民族政策来解释穆斯林问题，就是在这万国瞩目之下，一位基督徒对穆斯林所受到的关注度的妒忌。说，穆斯林的境遇并没有外界所认为的那么糟糕，反而要好许多；即便是有不好的，也有不好的道理。
杨先生忽然痛恨起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并关心起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来了。这本不是他的风格。见他的“族教捆绑”说，教人想起习五一的理论。又想到王柯的《二重的忠诚——白寿彝与开封的故事》，对此，我曾写过一篇《王柯的“教民分离”》。现在看来，他们——无神论的、民族主义的、基督教的——都有改变穆斯林传统历史叙事、解构穆斯林族群的远大志向。
而杨先生的志向尤为远大，要通过基督教的传教来解决新疆问题，乃至西北和全国问题。他说，“对于回族维吾尔族中基督教传播的抑制，对于少数民族个人改信其他宗教的打击，实际上强化了「民族与宗教一体」的观念”“新疆问题的症结是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失误长期积累的结果”，并认为“新时代”的“纠正”——也就是转化班——太生硬，建议放手让基督徒对穆斯林传教，以解决问题。就他们比穆斯林好不了多少的惨状来看，似乎是被迫害的发了疯。
这并不是从一个拥有多元文化和不同族群的现代国家来看的，与国家的统一、法治、自由和未来无关，而只是见到了穆斯林族群从中得到了“好处”。仅此而已。这就是杨先生反对的原因。从乞丐妒忌的心态来说，他并不去看，在一个国家，一个族群得到了一点好处，是件让人感到高兴的事——或是像他们所声称的博爱，并向着国家制度的建设上，去追求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去为所有人开创和建设一个美好的未来，而是眼睛死死地盯着一个看上去获得了一点好处的异类。他见不到，导致他没有自由和丧失权利的那根本原因，或是视而不见，只是心怀对他者的恨。
这种恨，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他说，“民族区域政策培植了一些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菁英分子，作为这个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体制内形成盘根错节的网络系统，竭力维护这条斯大林路线，并且努力争取更多更好地落实优惠政策。这样的优惠政策对于汉族和区域内其他少数民族造成明显的不公平，引起越来越多的反感和抱怨，增添了很多民族矛盾”，将国家问题解释为，是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对穆斯林族群的不满。这不是从学术上对政策的探讨，而是对正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穆斯林的欺辱。
现代国家是作为政治共同体存在的，穆斯林族群从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全面参与了中国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构建。这是杨先生无法改变的历史，也是他不能具备的资质。新中国成立后，穆斯林族群被识别为十个少数民族。这是历史常识。而不是杨先生所说的，有十个民族被认定为遵循伊斯兰教传统，更不是“体制内的很多官员和学者，时常强调这些民族全民信教”的结果。不论斯大林的民族政策理论是什么，对中国穆斯林族群而言，它只是把一个穆斯林族群识别为十个它所定义的民族而已。
杨先生所看重的民族宗教政策，在政治运动中起不到任何作用。“改革开放”时，说的是“恢复民族宗教政策”，也就是说先前是作废的。五八年的宗教改革就是针对穆斯林提出的，还有“破四旧”被拆毁的成千上万座寺院，杨先生该去认真研究一番。改革开放后，每一座清真寺的恢复，都是穆斯林群众历尽千辛万苦依法要回来的。至今仍有无数没有要回来的寺院，如作为经堂教育山东学派发源地的济宁西大寺，就仍被仪表厂占据着。后来随着城市化改造，一些城镇中的传统穆斯林社区被拆迁，政府就像补偿拆迁户那样，在新社区中补偿建寺。这并不是杨先生所说的“用财政补贴修建清真寺”。
杨先生的话中隐含着他的各种意思。其中最有趣的一层意思是，他像习五一那样，认为改革开放恢复民族宗教政策是导致伊斯兰教发展的罪魁祸首。也就是，他们的反穆反伊已经到了否定改革开放的地步。而且一位基督徒与一位无神论者，在对待穆斯林上殊途同归了。他的对斯大林民族政策的痛恨，是他觉得，这政策给基督教“回宣”制造了障碍。除此而外，我看不出别的。这不是学术，是政治。
我对西方基督教世界满怀敬意。前年在日内瓦，有十三国都来自这一世界。它们，比伊斯兰合作组织那些所谓的穆斯林政权，更值得穆斯林尊重。我身边也有一些基督教友人。但某些基督教人士，他们虽成了信仰者，可骨子里还留着中国人的劣根性。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