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不论什么，也能从中寻出好处来。
大清乾隆年间，花寺与哲合忍耶发生教争，官家介入，几乎灭了其中一派。有人就从这“官家介入”中寻出好处来，说是给教争一个教训。对一个群体的斩草除根，还有文化灭绝，——在这官家对百姓的罪恶中，还是能寻出好处的。这种对问题的解释，像是一副药，吃后给人安慰。似乎感觉乾隆年间屠回的灾难不怎么沉重了，官家的面目也好看了许多，不再那么狰狞。而唯独对这教争感到愤恨。
灾难越是沉重，他们就愈能从中寻出好处。之一是什么，之二又是什么，能列举出许多来。这是一种奇特的解释问题的能力，找出灾难存在的合理性，来证明它的好处是什么。
这不简单，毕竟灾难里没有好，只有对人的祸害，对自由、人权的践踏。在这没有好的灾难里，灾难的存在越是不合理，制造灾难的罪行越是天理难容，找出其中的好处，就愈能显示他们解释能力的强大。因为灾难有了好处，它的存在就有了意义，让遭难的人觉得是遭了天谴，是自己罪有应得。
这套解释问题的学问，在多灾多难的当下尤为盛行——
“整改的好处”是，给攀比建寺一个教训。“去极端化”的好处是，消除“偏激思想”。“去泛清真化”的好处是，打击假清真。
还有“中国化”“去沙化”“去阿化”，每一样，他们都能从中寻出好处来。
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好处也不同。搞教争的人，见到了铲除异己的好处。“积极分子”，发现了奋斗的目标。读书人，做起了“中国化”的学问。就连我在某地的一位邻居，也找到一份线人的差事，每日汇报寺里的动静。前段时间，某报刊登了一篇反映我们现状的文章，标题用语写的是“Boiling us like frogs”。我想，我们不会死在温水中，而是死在这诸多好处里。
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