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几年前在昆明的一个上午。 在南城一家小旅馆里，虎永会阿姨来见我。 在我印象里，她是一个遇着冤屈，敢去王城告御状的人。也是一个能用头去撞开省府衙门的人。可现在走投无路，约我来滇。我想，她并非是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伸冤的法子。我们在2004年就已相识。那时，我是寺里一个穷困的教书老师，她是一个有着创业雄心却总失败的人。 我记忆里最深刻的，是她儿子第一次入狱时，我们一起在南顺城街等公交车，天上落下雨点来，就在这冷峻的时刻，她忽然眼里泛出泪来，对我说：“李老师，在整个昭通，可是只有我一个人不知情？”怎样回答她好呢？我站在雨里踌躇。 所以这次见她，我事先想了许多安慰的话。 可等到见面，她诉完苦后，我又踌躇了。 她儿子的这次入狱，只是一场浩大运动里的一个情节。这她是不知情的。在她这里，只有官司的输赢以及天价账单。我又见她落泪。只是不知是因这冤屈，还是因登门讨债的人。她口里念着孙儿的名字。说父债子偿，子债母偿。中国的百姓是经不起折腾的，一次变故就几代人不得翻身。可在事业蒸蒸日上时，天却无故塌了。天的塌下来，只是因他们穆斯林的身份。这就是身份的暴力。——我想到了无数的冤屈，还有冤魂，还有那些离开父母的孩子。都是眼下一些正在发生着的人间惨剧。 待她要离开时，又从门口折返回来—— “我是个常年做慈善的人，我的儿子也是，却落得这样的下场。这可是真主给我的惩罚？” “不是！”我用坚定的语气说。 她还是戴着那顶白色的盖头，脸上瘦削了许多。我一时想起自己母亲病倒前的神色。我总觉得不安。 晚上，X君急电给我，说她归主在公交车上。 我赶到医院，在太平间里，见到尸袋裹着的亡人。 回到住处已是凌晨。她用过的茶杯在窗边茶几上放着，还未来得及收拾。我望着它，想她是因什么而死。 我想她是死于这场对穆斯林的运动。若不是处在这历史的风陵渡，譬如是在一个和平的光阴里，我所知的许多人，包括她，将会是别一番人生情景。可偏偏是来在这命运的渡口，不早也不迟。一些家庭原本是该过着幸福的日子，牛羊在草原上，还有歌声，还有孩子们的嬉闹声。这原本是百姓该有的日子，是公民应得的权利！这原本该有的幸福，有信仰的善良的人们该有的人生，是因何被摧毁的？ 几日后，也就是2016年11月12日，——一个无比寒冷的夜里，黄登武先生来电，说他已七十八岁了，想再见最后一面。他已失聪，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