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平年代里，却见百姓要豁出命来。
前有文山、鸭子塘，百姓要“用命护寺”，抬着送亡人的经匣到寺门前，以表达拒拆的决心；而今又有白寨，也是寺门摆着一口送亡人的经匣，写着“誓死捍卫清真寺”。
中国的百姓，历来都是惧官惜命的。他们深知官民两者的位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官府门前对百姓就是死地，这是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生灵，已化作血脉的一种古老的认识。
抗命在别国是常有的事，像是前不久美国“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到现在这烈火也还未停歇，是寸权必争，一定要官家——实则问题并不出在体制，而是警员个人的一种种族主义行为——为侵犯百姓的权利付出沉重代价的。——民主国家的官僚，也正是被这种抗命锤炼，而懂得学做公仆的。
可中国是例外。
百姓若是被官家逼得走投无路，他们会自杀，也绝不抗命的，更鲜有誓死去捍卫什么。在这“神州”，能活着就是奇迹，活不下去，死则是解脱；至于幸福，——讲人权的地方说的是“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中国百姓命里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汉民是这样，回民也是这样。回民尤甚。东方的活着，远比西方的自由更艰难。
回民历来是最惮于官家的，也受官家迫害最深，在历史上就被逼出许多生存的法子来。譬如一座寺院，摆放着历代官家给的匾额，将圣旨刻成碑，——生怕纸质的没石头的永久。化觉寺还有《明成祖皇帝敕谕赛亦的哈马鲁丁护持匾》，写的是“朕惟人心能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上”，“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悔慢欺凌”。
这些个物件，有给的，有讨来的，有生造的，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展示一部回民与历代官家的关系友好史，望不论是谁夺了江山，能知晓回民都是良民，是“敬天事上”的。你见回民眼下的含忍求全，曲意迁就，就是这种历史养成的一种潜意识。像是平凉的回民，是清政府屠杀后安插的幸存者的后代，也就最怕官。
现在百姓能将送亡人的经匣摆在寺门前，写上“誓死捍卫清真寺”，已是对他们民族性的巨大颠覆。他们在民国没有这样誓死，在大清也没有这样誓死，而来到“新中国”却要誓死了。为什么？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和万恶的封建王朝统治阶级，都没有这样毁他们的清真寺。
这些抗命的人，绝没有读过约翰•洛克、佛烈德利赫•哈耶克，——读书人也没有抗命的，所以是一种没有自由主义政治观念的对自然权利本能的捍卫，也是无法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的。中国百姓的本性是活不下去可以自杀，若是他们要逆命抗争了，那么，所抗的必然是比命更珍贵的东西。
回民自古流传着一句古语，说的是“争教不争国”。他们不过问政治的事，任凭谁也可以来统治。中国大地上，各色统治者像马贼一样，来了又走。回民不管不问。可对于教门，是寸权必争的。今世早已不论，但他们不能将人对后世的希望也全给拿走。
2020年12月17日草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