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安先生拿《一诺万钧》来，希望我能为黄万君阿訇写点什么。 黄阿訇的一生似曾相识，在陈克礼身上，在马福龙身上，在虎学良身上，在生于二十世纪初期活在战乱年代牺牲于五七年之后政治运动中的所有为伊斯兰信仰拋头颅洒热血的吾教先辈、烈士身上。 这样的人生，才是信仰者的人生。 一个心中有信仰的人，不论这信仰是宗教还是理想，其所信仰的必然是他的终极关怀。此外的一切，名利，乃至生命，若横于信仰的进路，皆可抛开。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本可以跑掉，可他没有，因他认为，在如此特殊时期必须有人能为民族为理想牺牲自己，所以我先牺牲。在菜市口，人们往他的站笼丢菜帮子。他死后，黄土把血迹一埋，大家继续卖菜——据说在埋血的黄土上卖菜，生意兴隆。这就是信仰者，死得冷冷清清。但却死得其所！若为理想的人都能有这般气概，那信审判日的人还有什么可顾虑？ 为了信仰，一个满拉，衣衫褴褛，在严冬从平凉走到三营。我知道那是怎样的滋味。我经历过平凉的冬天，知道它的寒冷。若是在北塬上，刺骨的寒风将日夜不停地横扫坝子上的一切。陈克礼就经历过坝子上的冬天。有老人对我讲：那娃穷，一年四季只有一身棉衣——夏天把棉衣里的棉花掏出来当单衣穿，到冬天再把棉花絮进去。我也走过从平凉到三营的路，追随着虎学良被押往西湖农场的足迹；而现在，因为《一诺万钧》，则在意识里又多了黄阿訇的身影。 因为政治运动，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学者被困在塞北的青城。 1957年冬，陈克礼顶着刀子一样的寒风在耐火材料厂的路上等黄阿訇。那时，整个中国已没有几个朵斯提，他千里迢迢到塞北来，为的是见一位知己。——我十七岁那年，投学呼和浩特清真东寺。正值冬季，山东未有那种冷，家里带去的棉衣根本挡不住大青山的烈风。这座塞北古寺，为了留住内地来的海里凡，不知从什么年代开始，储存了一批滩羊毛大衣，专供学生借用。陈克礼怎会知道青城冬天的这种冷？身负右派罪名的黄阿訇为了不连累陈克礼，塞到他手上几十块钱，催他乘火车连夜离开。这来去之间，是怎样一番滋味？ 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