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安先生拿《一诺万钧》来，希望我能为黄万君阿訇写点什么。
黄阿訇的一生似曾相识，在陈克礼身上，在马福龙身上，在虎学良身上，在生于二十世纪初期活在战乱年代牺牲于五七年之后政治运动中的所有为伊斯兰信仰拋头颅洒热血的吾教先辈、烈士身上。
这样的人生，才是信仰者的人生。
一个心中有信仰的人，不论这信仰是宗教还是理想，其所信仰的必然是他的终极关怀。此外的一切，名利，乃至生命，若横于信仰的进路，皆可抛开。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本可以跑掉，可他没有，因他认为，在如此特殊时期必须有人能为民族为理想牺牲自己，所以我先牺牲。在菜市口，人们往他的站笼丢菜帮子。他死后，黄土把血迹一埋，大家继续卖菜——据说在埋血的黄土上卖菜，生意兴隆。这就是信仰者，死得冷冷清清。但却死得其所！若为理想的人都能有这般气概，那信审判日的人还有什么可顾虑？
为了信仰，一个满拉，衣衫褴褛，在严冬从平凉走到三营。我知道那是怎样的滋味。我经历过平凉的冬天，知道它的寒冷。若是在北塬上，刺骨的寒风将日夜不停地横扫坝子上的一切。陈克礼就经历过坝子上的冬天。有老人对我讲：那娃穷，一年四季只有一身棉衣——夏天把棉衣里的棉花掏出来当单衣穿，到冬天再把棉花絮进去。我也走过从平凉到三营的路，追随着虎学良被押往西湖农场的足迹；而现在，因为《一诺万钧》，则在意识里又多了黄阿訇的身影。
因为政治运动，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学者被困在塞北的青城。
1957年冬，陈克礼顶着刀子一样的寒风在耐火材料厂的路上等黄阿訇。那时，整个中国已没有几个朵斯提，他千里迢迢到塞北来，为的是见一位知己。——我十七岁那年，投学呼和浩特清真东寺。正值冬季，山东未有那种冷，家里带去的棉衣根本挡不住大青山的烈风。这座塞北古寺，为了留住内地来的海里凡，不知从什么年代开始，储存了一批滩羊毛大衣，专供学生借用。陈克礼怎会知道青城冬天的这种冷？身负右派罪名的黄阿訇为了不连累陈克礼，塞到他手上几十块钱，催他乘火车连夜离开。这来去之间，是怎样一番滋味？
中国正弥漫着大黑暗，任何的星火都将会暴露在危险中。可黄阿訇却与陈克礼立下庄严的誓约：你著述我办学。两人“一诺万钧”——张承志先生题签。黄阿訇在青城办起一堂学，陈克礼则笔耕不辍。自1959年起，黄阿訇每月从自己18元工资中拿出5元寄给陈克礼，直到1966年陈克礼失去自由汇款被退回为止。只有这等友谊，才算是落实了《古兰经》中信士皆手足的信仰。
在陕西铜川劳改煤矿，陈克礼为《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写下一首《墓碑》，他毅然要成为黑暗虚伪的叛逆。约在此时，马福龙阿訇在银川监狱里写下《中国穆斯林到何处去》，并写下一首《囚歌》：“囚牢苦伴孤灯，奋笔寄书后人。誓循安拉正道，抱定一部古兰经”。1970年，陈克礼在汝河畔被枪杀。同一年，马福龙也因“妄图复辟宗教”在平罗古城下壮烈牺牲。黄阿訇则在世上继续履行他与陈克礼的约定，终生教书育人，直到2013年归主。
这些信审判日者的人生，洋溢着鲜活的精神。真主把这精神叫死而不朽（2:154）。他们本可选择活着，却因对真主的信仰，在强权面前挺起了脊梁。幸甚至哉！二十世纪教门中有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
过去百年中国穆斯林的历史，读来让人心情澎湃；人走茶凉，又有无限感慨。那一代人如此书写自己的历史，而让我们的时代无史可书。倘若文革考验再来一次，我们还能剩下些什么？看看那一个个为权势歌功颂德而断掉的脊梁吧！你已分不清他们信的是后世还是今世。这是我们的时代，而这时代让人想起清末民初维新派革命家韩文举先生的感怀诗句：“举目览八荒，谁为真男子？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
2016年12月27日
2021年1月28日勘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