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贤福老师的《关于伊斯兰学的问题》一文已拜读。多年未见，客从文字来，甚是高兴。这里给予回复——
伊斯兰学是因瓦哈伊而发生的一套知识体系，故而其根本皆是关系终极实在的学问，这我在拙文已说过。其中不必都是自然科学，也可以是社会科学。在伊斯兰黄金时代，那时的所有学科，都是广义上的伊斯兰学。当花拉子米从事他的数学、天文学和地理研究时，他是心怀真主、确信世界是有准则的。这种伊斯兰信念，才是他以及那一时代所有穆斯林学人取得他们的科学/学术成就的关键。我所言的回应现实世界的问题，并不只是“时事”，譬如那时教义学家就知识的定义和万物是否可知——这些最终都要关系到认主上，与一些哲学/思想流派的论战，就是对现实世界问题的回应。因为它们在穆斯林社会造成了思想的混乱，教义学家就必须站出来做出回应。这种回应，全是思想上的交锋，却是由现实世界的问题而引发的。
当今伊斯兰世界的衰败，衰败于这一世界的每一个人。既有学者的不学无术，也有政客、独裁者的无能和凶狠残酷。法国哲学家约瑟夫•德•迈斯特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真主不亏枉人一丝毫。真主遣圣降经，明确法度，厘清善恶，对罪行在经典中给予连篇累牍的警告，这些进天堂的伦理，同时也是在建造一个和平的世界，绝不是像今天这样的人间地狱。关于伊斯兰世界衰败的历史问题，我已在许多文章中说过。这里再说一句：在一个奉行相竞为世界公理的时代，没人可怜失败者。我们的失败，不是西方过于强大，而是自身太弱小。一个穆斯林国家的失败，且不说伊斯兰学者负有从学术上来启蒙人民认识政治、国家和社会这些基本概念的责任，他们至少也负有国民的责任。
真主在经里夸赞有知识的人，他们何德何能受主的赞誉？是因他们不仅可以认识真主，也可以认识真主造化的世界。知识分子往往是社会运动的前驱和中流砥柱，君不见近代人类社会所有伟大的运动和变革，都是先洒知识分子的血吗？就知识分子是“具有相对丰富知识，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对于现实持有一定批判精神”这一说法而言，我们的贵圣人是最具有知识分子的资格的；而在人类史上，“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最早就是指先知；索哈白们同样也是，但他们就是推翻蒙昧社会建立阿拉伯新秩序的人。我们将一个正常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建立想得过于简单，以为它们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只要付出一点代价就觉得得不偿失了。今天作为西方腹地的欧洲是国泰民安的，可这一欧洲新秩序是怎样来的呢？是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整个欧洲化为焦土后换来的。若将历史向前推，西方自宗教改革以来，经历过多少战争和社会运动？真主说：“你们还没有遭遇前人所遭遇的患难，就猜想自己得入乐园了吗？前人曾遭受穷困和患难，曾受震惊，甚至使者和信道的人都说：「真主的援助甚么时候降临呢？」真的，真主的援助，确是临近的。”（2：214）多斯提们该重读这段经文。
若想实现对问题的探讨，就得准确使用概念。譬如“世俗”，必须明确它。若文中指的是“世俗化”，那它是现代性的一个方面，指除魅，是反宗教的。可我们不能说现代性都是具有这种反宗教的性质的，也不能将现代社会等同于“世俗”。在现代国家，是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可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和宗教，并不是与国家政治和社会完全脱节的一种存在，相反，它们是水乳交融的。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是天主教与新教/英国国王与英国议会之争。社会是一个系统，其中的任何存在都不是孤立的，都有内在的联系。文中说：“现代西方的崛起，不是基督教宗教学者奋发图强的结果，恰恰相反，它建立在反对宗教的基础上完成。”这个观点并不正确。若说现代西方的主要内容是资本主义，那其精神是新教伦理。马克斯•韦伯已做过详尽的论述。对西方近代史的一种主流观点是，西方的崛起源自宗教改革，而宗教改革，我此前在许多文章中说过，其实质不是反宗教，而是一种对宗教的回归。这种宗教精神，在现代西方的崛起中如影随形。
这世上没有最好的政治体制，但有相对好一点的。譬如，若是你在专制体制下受过压迫，就会觉得民主体制要好一点。而穆斯林，若是自己没有创造出更好一点的政治体制，不如就选择民主体制。对于民主体制下真主的主权问题，可留给法学家们去解决。他们无需参政，国家也不必一定要接受他们的观点，可他们必须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至于“古莱什人是否具有哈里发的资格”，这是在伊斯兰史的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问题，而今已不复存在。哈瓦立及派对该问题的回答就很好，将权力从一个族群解放出来，交由协商选出的任何一位领导人。这种公元七世纪的政治思想，并不比现代人差。历史上存在对哈里发问题的争论，说明那时这一问题曾是沙里亚领域关注的焦点，而今天的未解决则说明伊斯兰学的式微。在处理社会问题上，我们有先知的笋奈和圣门弟子的垂范，不能说真主对此没有要求。不要去古兰里找“社会”这个词，它是近代才有的概念，可作为指明实体的概念，在“社会”出现之前，作为社会的实体是始终存在的，存在于当时的先知时代，也存在于古兰里。无数经文都是指向社会问题的，只是未使用“社会”这个词。
现代民族国家的一项重要原则是政教分离，可政教分离并非是社会就不需要宗教了，相反，宗教在社会上所担负的角色和重要性与历史上并无差别。首先要清楚，这里的“政教分离”，不是国家与宗教分开，而是政府与教会的分离。为何要分离？为的是保障宗教自由。若不分，由教会参与，政府就无法做到中立和公平。所以这一重要的政治原则，是因人的宗教信仰问题而提出的，而不是要与宗教分开。此外，政教分离这一概念是针对基督教世界而言的。因为别的世界没有教会，也就谈不上分离。譬如中国，政教分离就是个伪命题。可政教分离所指向的宗教自由的价值，是任何现代民族国家都要具有的。即便你没有教会可分离，也要保障宗教自由；不能借用其他形式的“政教合一”来剥夺人的这种自由。否则就违背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原则，你所选择的这种国家形式就不可能成功。伊朗的问题是，它既选择了民族国家的体制，却又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手握枪杆子的“教派立宪”，绝不是君主立宪。除过政府与教会分离以及保障宗教自由之外，宗教与社会和政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德国的执政党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就是一个保守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美国总统就职也还要拿圣经宣誓，总统下班回家，就从公职回归私人的宗教信徒身份，也是要去教堂的。
文中说，穆斯林社会离开伊斯兰学者会好些。伊斯兰学者是穆斯林社会的菁英，离开他们这一社会是不会好的。一个社会的菁英离开了其所在的社会，它还能好得了吗？这种从社会的逃离，也违背了古兰、哈迪斯和沙里亚的精神。在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下，他们应积极参政。不是以伊斯兰学者的身份，而是去竞选公职，以政党党员、议员、法官、总统的身份去参政，负起他们的社会责任来。现在伊斯兰世界的问题是，画虎不成反类狗，自己没有更好的政治制度，就去学西方建立民族国家，可又丢失了现代国家的一些重要原则。而伊斯兰学者们，往往成为独裁者的附庸，而不是成为使国家正常化的积极力量。
我从未讲过改革伊斯兰学——那是重建一套知识体系，说的是使它返璞归真在现代社会复活。穆斯林是已揭示了世界真相的处于醒觉状态的人，他们所建立的伊斯兰知识体系，应比人类社会的其他知识体系，在对世界的认识上更接近真相。圣人说：“知识是穆民遗失了的骆驼，不论在哪里发现，都要把它牵回来。”穆斯林当立于知识之巅！
2021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