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論

      北京的秋季，牛街礼拜寺月台上落着几片枯叶，大殿前的黑条凳依稀点缀着松柏掩映的日光。我伫足瞧看着。身旁有一位朵斯提，身材消瘦，头戴白帽，说话带着一点东北口音，他把我拉到那黑条凳前坐下，问道：       “看你像是阿訇，我这有个问题，想了很久也想不通。古兰和圣训明明禁止穆斯林自相残杀，可为什么这样的事在穆斯林世界禁而不止呢？巴沙尔屠杀人民，塞西镇压穆兄会，伊朗与沙特勾心斗角，这究竟是为什么？”       “因为‘权力’，”我说。“你不拥有权力，自然就难以理解它的罪恶。别的不说，就拿这清真寺来讲，倘若你是寺里的阿訇，官家让你升国旗，你升还是不升？国民是可以爱自己的国家的，但这种强制性的表忠心，与爱没有一丁点关系，只是胁制和形式主义。况且国家与宗教各自都有不同的崇拜对象，国家拜的是地上的权威/凯撒，宗教拜的天上的权威/神，国旗作为国家和其所崇拜权威的象征，向它致敬，对宗教信仰者而言有拜物之嫌。这种对宗教的“中国化”，也让神圣的寺院斯文扫地。       “你要设身处地的来看。一方面是你阿訇的职位，一方面是国旗。倘若你不拥护，就可能会丢掉这职位。它从表面看去就是一个杆子挂了块布，而你阿訇的职位却是切实的权力。你不要它，要它的人比比皆是；而要保住它，似乎也并不繁难，退一步就是了。这国旗你升还是不升？       “信仰与现实，就是未见（艾布）与眼下。后世就是你对未见的信仰，它远在死后的不可知世界。你还未死，还活着；而活着的眼前，是昭然可见的现实。故而，人对真主的信仰，在现实面前总是一触即溃的。可这正是真主要的，就是用未见的事物来对换你在现世所拥有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一切。       “这只是升一面国旗，在以前文革和宗教改革中，以及在现在针对我们的这场社会运动中，有着许多能将人的伊玛尼连根拔起的内容。你扪心自问，你所拥有的一切，有哪一样是可以为真主割舍的？       “真主说；‘你说：主啊！掌权的主啊！你把权柄给你所要的人，与你从你所要的人那里拿去权柄。’（3：26）这段经文阐述了权力的本质。我们中许多人为了芝麻大的一点权力，廉耻、道义、信仰皆不顾，卖教求荣，...

      惨白可怜的一弹打在文物上。       现在它换回一纸文告，将整改对象逐出文物范畴，成为他们轰毁清真寺的利器。经此波澜，整改换做重建一栋正经八百的“中国式”建筑。这真是印证了东方多难兴邦的古价值观。不比以往那些被改造的丑物，它在被毁的运动里被设计的堂皇富丽。原本的一出意识形态的破新立旧的独幕剧，现在被演的如此繁复和庄严体面。       其实手握权柄的他们，毁掉建筑是手到拈来的事，甚而核平这颗星球都没人能阻挡的了。但他们既已做了横行不法的魔鬼，就不该再假扮上帝站在伟光正的立场上了。选边站的穆斯林尤其如此。在这艰难的时景，穆斯林左右寻找生存的法子，而“真主只依各人的能力而加以责成”（ 2：286 ），作何选择是人的自由。但既已站在魔鬼一边，——不论被迫或情愿，就不该再自诩伟光正，并为不义辩护。真主在创世时就已把这分清，黑暗与光明有冰炭之殊（ 35：20 ）。改造的再堂皇富丽再美，也不能赋予清真寺以正当性。       在大洪水后的新世界，真主命易卜拉欣和伊斯玛仪（ 求主赐福他们 ）立起天房。       两位圣人，从山区捡来石块。易卜拉欣修，伊斯玛仪给他递石头。当他们立起天房的根基时，捧起双手说：“我们的主啊！求你接受我们的敬意，你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 2：127 ）故而这第一座清真寺的根基，是两位圣人虔诚为主的举意，而真主也只接受这样的举意。它极其简陋，却在真主那里有着崇高的价值。       后又有穆圣（ 求主赐福他 ）亲手建的库巴清真寺，是由几面泥墙组成的，真主说它是一座“从第一天起就以敬畏为地基的清真寺”（ 9：108 ）。       由此可知，清真寺作为真主在大地上的房子，是立于敬畏的。       对清真寺的“中国化”，无非是从意识形态上把它的某些建筑内容视为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象征，先摧毁再改造的针对特定族群的一场社会运动。枭首去尖的“中国化”清真寺，就立于这样的动机。       这动机使人联想到历史——他们先是在文革以破旧立新将清真寺几乎全给毁了一遍，而今则又要...

      凡事都得求一个塞白布，若没有，天都会塌下来的，何况是一座寺。       记得白寨拆寺时，滇人看过拙作《见百姓要豁出命》后，在文下留了几个掷地有声的字：“接下来看我们的”。我对他们深信不疑，借形而上的说法，那就是红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真主的骄子，要比其他土地上的更值得这个稳迈骄傲。在那办学时就发觉，但凡本地的学生，学成后是一位好阿訇，学不成则是一位好乡老。可这红土地黄土地的说法，毕竟是形而上的虚论，究其实质，归根结蒂还要落到人的伊玛尼上。伊玛尼有着繁复的内容，其中的核心就是诚信——诚信真主是真实的，诚信后世也是真实的。正是这诚信塑造出我们稳迈的一种伟大的“民族性”来，这里面有正直、善良、真诚、勇敢和爱，也就培育出一颗斑斓的灵魂。这样斑斓的灵魂，使人想起马纪堂先生讲的陈克礼遇害前与狱卒的问答——       “你要不要饱吃一顿？”狱卒问。       “我不想吃，我要念一遍法提哈。”       “什么是法提哈？”       “《古兰经》的首章。”       “不行！死到临头你还迷信宗教？”       “叫他念，叫他念！”站在一旁的监狱长说。       这就是诚信。诚信并不只是口舌招认那样简单，它是生命不到最后一刻不见分晓的一场旷日持久的考验。它是无神论者费尔巴哈的那条著名的“火溪”——对宗教合法性提出的根本性挑战，凡信仰者都是要穿涉过去的。在这穿涉的过程里，宗教在许多人那里成了人类现实关切的一种巨大投射。亦即许多人未能渡到彼岸，他们对真主的诚信像是风中的蒲公英，掉尽最后一根冠毛。现在，宗教丧失了最后的真实。面对费尔巴哈的这场对宗教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思考，信仰者纷纷淹死在火溪。       故而，谁是真主的骄子并不在于水土，还要看谁的伊玛尼的根子更坚忍不拔。滇人说“接下来看我们的”，这并非是说他们就比别人更豁得出去，而是会为留住自己的寺尽到人的一切塞白布。这既是真主对他们的考验，也是他们在向真主索求，以及主动去维护自己作为国民的权利。圣人说：“在我之后将出...

      在荒诞的光阴里，真实就显得可贵。       塞缪尔•詹森说过，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可我觉得，只要人能表里如一的做一个爱国主义的无赖，不论是盲目的还是理性的，至少不荒诞。即便是爱的党国不分也无伤大雅，只要爱的真切，有深厚真挚的情感。人生而自由，人各有志。而戴着枷锁的奴隶，在心底只有对奴隶主的恐惧，美丽的庄园是他的黑牢，却藉着一种斯德哥尔摩病而赞美和爱了起来。这赞美和爱的声音有多响亮，心底也就有多恐惧。这赞美和爱和恐惧就是荒诞。       我虽然能理解这荒诞，但因整个回民圈子都弥漫着这种扭曲人性的病毒——铺天盖地的歌颂，也就油然生出对它的厌恶来。其实，倘若他们没有觉得恐惧，真能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也比这荒诞要好许多。       这荒诞是与诚信/信仰者的人格扞格不入的，真主要从一些考验中提炼出伊玛尼的真实来，最后“惟带着一颗纯洁的心来见真主者”（26：89）才会获得成功。这颗纯洁的心就是爱的真实，恨的也真实，没有尼法格。当然这在我们这荒诞的光阴里就是“幼稚”了。       陈克礼的一位学生和我谈起他时，总是说他政治幼稚。运动来了，形势变了，而他还是未变；就是到陈尸汝河河岸时，他还是他。—— “我使他们成为真诚的人，因为他们有一种纯洁的德性——常念后世。”（38：46）反观他的某些学生，运动一来就转脸变作批斗老师的红卫兵。后来，运动过去陈克礼被平反，他们又拾起学生的名分来写了许多缅怀的文字。这就是“政治成熟”了。可不论是从伊斯兰的宗教伦理来看，还是从黑格尔对人精神划分的终极一环理性——自我意识建立起来的对自我的确信来看，这“幼稚”才是人的真实。       这“幼稚”不是不成熟，恰好相反，它是将人从不成熟状态解放出来，是真正认识到现实后的面向真理的心之真诚。这真诚就是表里如一。我们的贵圣人是表里如一的，四大哈里发是，四大伊玛目也是，穆斯林的历代先贤相信也都是。伊斯兰史正是由他们的这种真实谱写的。倘若他们也都像我们这样荒诞，伊斯兰就没有历史。       政治的运行与感情无涉，它是政党统治社会群体的决策的过程，以及一套执行政策的机制。那些试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