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論

      玛莎•艾米尼之死引起的反强制佩戴头巾示威运动，已致逾300人丧生，它似一柄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在伊朗头上。该国总检察长蒙塔泽里近日表示，议会和司法部门正在重新审查头巾法。对该国政治略通一二者都能看出，怒火是奔着制度结构来的，但这并非就是说强制佩戴头巾不是问题。在许多穆斯林国家都设有官方伊斯兰警察机构，在伊朗有指导巡逻队，在沙特有扬善防恶委员会，在阿富汗有扬善防恶部，即便是在民主一点的马来西亚也有伊斯兰发展部，其职能是根据伊斯兰法来维护公共道德。诚然，现代国家皆可对其成员制定行为准则/法律，但若是以伊斯兰的名义来制定它们，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问，在伊斯兰这里，女性有没有不佩戴头巾的权利？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问，女性有没有佩戴头巾的权利？因两者是同一种权利。 一       我未将它当作一个现代性问题来看待，认为这是一种社会世俗化现象，现代女性就比前现代女性更脱离传统;而是将其当作一个历史问题来看待的。当我见伊朗的指导巡逻队在大街上以伊斯兰的名义“促进美德和预防罪恶”时，我所见到的，是一种在阿巴斯王朝时期统治者与宗教学者的公权力之争的历史残留物。若要讲清这一点，还须从这场现代社会运动溯端竟委，去到“黑斯白”（ الحسبة ）这个概念上。该词原意是“清算”，由此推衍出“劝善戒恶”（ الأمر بالمعروف والنهي عن المنكر ）来，但它作为一个教义概念，并非出自经训。历史上对它最早的使用，是在阿巴斯王朝第三任哈里发马赫迪（ أبو عبد الله محمد المهدي，744-785 ）时期，但其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可追溯至欧麦尔。       据史书记载，欧麦尔发现市场上存在欺骗性交易现象，就依据经文6：152节（ “你们不要临近孤儿的财产，除非依照最优良的方式，直到他成年；你们当用充足的斗和公平的秤，我只依个人的能力而加以责成。当你们说话的时候，你们应当公平，即使你们所代证的是你们的亲戚；你们当履行真主的盟约。他将这些事嘱咐你们，以便你们觉悟。” ）的精神，去监督市场交易的合法性。欧麦尔是第一个拿着打人的鞭子（ دِرّة ）巡视市场的人，以威慑和处罚违规者。人们见他穿着打着十四个补丁的衣服，拿着鞭子在麦地那市场上巡视。（ 伊本•萨尔德：《كتاب ال...

      太阳落去后，仍会留有一点辉光。       书生说：“关于谢赫格尔达威的去世以及对稳麦的损失或者他的整体思想的梳理，能否写一篇文字。目前国内舆论场上一片寂静。”我想，能写的就是夕天的一抹残辉。它由阿拉伯反射过来，将一些断霞散彩洒到汉语世界。但见到这残辉便想起那旭日，一百年前伊斯兰世界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社会，心颤动着，义不容辞地踏上吉哈德之途。我的思绪已离开书桌来到窗外，被带去瞬息万变的二十世纪初——旧有的伊斯兰世界秩序分崩离析，穆斯林被抛进由西方建立的新世界秩序中。但显然，不适合在此评议如此宏大的历史场景，我谨谈一点法学思想的转变。       格尔达威为汉语穆斯林所知，主要是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译者，将其作品引介过来的缘故。这些作品，开阔了汉语穆斯林的视野。虽也有别的领域的译介，譬如对古典作品的翻译，但格氏作品因其所具有的当代特征而独树一帜。其实，汉语穆斯林从格氏作品中所感受到的那种东西，是近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余辉。印度次大陆亦感受到了它。——就复兴运动的历史而言，从艾哈迈德•罕看过去，它是一种“出口转内销”。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穆斯林社区，格尔达威的思想仍在流传。他的诸多作品被翻译成当地的马拉雅拉姆语（ Malayalam ），其中《论伊斯兰教律中的合法事物与非法事物》于1983年在当地出版。几乎在同一时间，马恩信先生亦将它译成汉文（ 1989年内部印行 ）。       该书第一版序言（ 1960年 ）流露出的法学思想，是鲜明的复兴主义式的，其历史价值超过了书本内容。——一些新译本将它舍去是离本依末。我们从中可感受到一种复兴主义的法学倾向。所谓“复兴主义”（ تجديد‎ ），就是以一种周期性的历史观，在认为是处在历史谷底的时候，根据先知的笋奈进行穆斯林社会重建。复兴主义的法学思想，就是直面现代社会挑战，对伊斯兰法进行一种进阶性的诠释，使其在现代社会能像在前现代社会那样继续发挥其法的功能。这在格氏之前，我们能在穆罕默德•阿布笃和拉希德•里达对现代社会问题的一系列教法解释中感受到它。当时的法学思考，一度触及了伊斯兰与资本主义议题。       穆罕默德•阿布笃在1904年颁布的一项法特瓦中，允许穆斯林接受埃...

      昨日，他们以两票优势赢得胜利。       魔鬼还要人去赞美。若公开去从事他们魔鬼的事业，倒还并不可耻，毕竟魔鬼来在这世上就是要反人类的，站在善和正义的反面，作为一种邪恶力量存在。他们生性就是作为这样一个反人类的东西存在的。人类也能理解他们，在伊斯兰是伊布劣厮，在基督教是撒旦，在佛教是波旬，是拥有一种对他们的认知的。但可耻的是，勾栏院里装纯洁，既已做了魔鬼的勾当，又希图获取个好名声。越是污秽不堪的人，反而愈在意自己的口碑，因他们想用这口碑来作肥皂水，洗掉身上的污秽。       于是，伊斯兰世界各国就排着队去赞美，为厉害国在联合国背书。因伊斯兰世界的排着队去赞美，“异教徒”这个词，还有“西方”，在穆斯林这里就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正面含义，它们几乎成了人类社会善和正义的化身。而“伊斯兰世界”这个词，亦从未像今天这样可耻。华府，——伊斯兰世界眼中的“异教徒”之国以及回民毛粉口中的“美帝”，上月就穆斯林人权问题，连同英国、加拿大、瑞典、丹麦、芬兰、冰岛和挪威这些个“异教徒”之国，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份决议草案，要求该机构在明年三月举行的下一次常会上讨论厉害国的穆斯林人权状况。       历害国及其忠实粉丝，其中有巴基斯坦、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苏丹、印尼、卡塔尔几个伊斯兰世界的国家，联手否决了该决议案。这一幕真是太魔幻了，它是现代社会其世俗性教科书般的历史案例，在穆斯林人权议题上，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彻底颠倒了过来。在由47个成员国组成的人权理事会上，伊斯兰世界的国家只有一个索马里为穆斯林人权投赞成票。我们应当将这一幕写在伊斯兰史里，永远铭记它。它是伊斯兰世界，其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社会体系在现代社会失效的标志性事件。       在弃权的国家中，有一个是乌克兰。在该届人权理事会的议程中，有一项（第 49/1 号决议）是关于俄侵乌导致的人权问题设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所以，我在乌国的“弃权”中，只看出了“活该”两个字来。弃权的还有利比亚和马来西亚。两国这种两面都想讨好的作风，是比光明磊落投反对票的穆斯林国家还要可耻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些个骑墙派，终究是要磨坏裤裆的。而在反对的国家中...

      站在拱顶的废墟上，就不免要问下一场会是什么。       五年来，中国化似一场毒疫在穆斯林社区蔓延，最终，法西斯美学取代了人类美学，意识形态顶替了建筑理性，书写了建筑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它并不像破旧立新那样去毁灭一座寺院，而是在毁灭之余还要保留伤痕，这就像是古代的黥刑，在人脸上刺字，再涂上墨炭，以作为擦洗不掉的罪人/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者的标志。我们每日睁开眼就能瞧见这处黥痕。虽因黥法的不同，黥两眼上方者会觉得比黥两颊者要好，行刑者的刀刻法亦有高下之分，但都同样是受着黵面之辱。这样的羞辱，是要夺去一个族群在社会上赖以生存的尊严感。对于一个共享共同价值和文化的社群，这种尊严感的丧失将消解其文化维系力，进而弱化宗教信仰，而这正是他们意识形态斗争的目的。       毁建筑只是对一个族群进行文化抹除计划的一部分，所有他们见得到的，文字、经书、头巾、清真牌和门头笃阿，还有最为重要的传承我们信仰的教育制度，都会成为他们抹除的对象。最后则是运用一种经典的毛式手法来对人进行改造/再教育，抹除人心中的信仰，使之外表和内里都实现中国化，直至我们在他们眼里是正经八百的“中国人”了。可是，压迫是漫无目的的政治暴力活动，是不会自我停止的，因而就会存在着下一场是什么。       9月7日，在京召开的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动员部署会上，他们“决定实施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一是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到东中部地区就业创业；二是鼓励和支持东中部地区各族群众到民族地区就业创业；三是促进各族群众跨区域双向流动，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四是深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不断丰富形式、创新载体，吸引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看来，“五十六个星座”不再是“五十六枝花”了。而那句“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本意是，大家成为一个红彤彤的大石榴。各民族不再是绚烂绽放的花朵，而成了被一张红皮裹着的石榴。所有作为族群的文化上的差异性将被消除，社群不再有边界，聚居格局会被现代奴隶制和强迫劳动所打破。建国所宣称的民族宗教政策，...

      每一场迫害我们的运动，都应是一棵使人觉醒的“菩提树”。人从树下站起来，义无反顾地踏上民权之路，成为一名捍卫公理/基本权利的战士。真主“让你们活到一个定期，以便你们明理。”（40：67）可在“菩提树”下的并非都是佛陀，清晰而冰冷的现实漫漶成了深沉的睡梦，顿亚是无法醒来的长眠，虽身历其境，穆民先辈的身影依稀犹在眼前，却仍不免要留给历史一堆腐骨。 2022年9月10日，灯下       在看完《我的菩提树》合上书本的这天中午，张贤亮去世。       冥冥之中的这种安排，教人想起他的过往来。一九五七年的一首《大风歌》让他一夜成名，同时因被认为是怀疑和诅咒社会主义社会而被打成右派，送进塞北的西湖农场，“劳动改造”了二十二年。老张把这经历看作是他人生的菩提树。据他说，他在那段特殊的光阴里触碰到了生命的真谛，可他并未因此就胸怀天下苍生和追求社会正义，而是俗气地死在他的西部影城。       相比起积极分子和红卫兵来，右派张贤亮无疑是值得尊重的，毕竟他有过东方古拉格的生活体验。一九六〇年，西湖农场犯人（右派劳教人员）每人每月的口粮标准从二十斤降到九斤。这九斤口粮并不是成品粮，而是带着皮和壳一起碾磨的原粮。人不像动物可以反刍，所以皮壳无法消化，都堵塞在肠道里，犯人们抱怨说：“吃了稗子面馍拉不下屎”。这句话就被定性为反动言论，谁拉不下屎谁反动。       后来犯人们这九斤原粮也吃不上，都被政委、队长们暗地里分吃了，只能喝野菜汤，而且每顿饭只有一木勺。犯人们为了活下来就拼命地四处找吃的，在他们眼里绿色的是菜会动的是肉，野草、树叶、菜根、老鼠、癞蛤蟆和身上的虱子都成了食物。       有位和老张同住的狱友，在弥留之际长叹一声说：“早知道这么死，我就那么死了。” “那么死”说的是自杀。老张幽默地问他：“那么，你怎么不那么死呢？”他说：“唉！来不及了！”当时有位知识分子犯人，他的妻子带着女儿千里迢迢来探望他，省吃俭用带给他一点食物。他没和妻子说一句话，也没给女儿一个拥抱，而是拿过食物蹲到一旁狼吞虎咽，吃完后，就在妻女面前用镰刀割颈自杀了。这就是一个成功“那么死”的例子。     ...

      日内瓦8月31日午夜，巴切莱特女士的办公室发了一份人权问题评估报告，指中国对穆斯林犯下“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其严重程度或已构成反人类罪。该报告是在她在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任期结束前几分钟发布的，这揭示了我们所在的世界是多么险恶，让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行事像是黑社会犯罪集团。       报告写得很保守，可正因其保守而无懈可击，借该办自己的说法，是“基于对人权高专办目前可获得的文件材料的严格审查，并根据标准人权方法评估了文件材料的可信度。特别关注了中国政府自己的法律、政策、数据和声明。人权高专办还要求提供信息，并在整个过程中与中国进行了对话和技术交流。”它像是检察官为启动法律程序所提供的事实，并且让中国对着报告逐字逐句来为自己辩护。但因这种侵犯人权就是来自你白纸黑字制定的法律和政策，还有一堆向国际社会公开发布的白皮书，纵然是钉嘴铁舌，有城墙厚的脸皮，也改变不了这种事实。       在国际社会看来，你是有着一整套侵犯穆斯林人权的法律体系的。在该体系下，“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被与穆斯林族群的信仰和文化习俗联系起来，因而是带有宗教压迫和种族歧视的。又因这些法律作为识别所谓有“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的“风险”的人的指标，过于简单化且带有主观性，从而赋予执行他们的政府部门和官员重大自由裁量权。关键是，当穆斯林在这套侵犯人权的法律体系中完全丧失人权后，酷刑、虐待和性侵犯等所有我们能够想见到的罪行就都会发生。       勿谓制定个法律就是法治了，就像哈耶克在对法治的评论中说的，它是对事先制定的规则的遵守，中国的宪法规定了宗教自由，建国时确定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以及享有自己文化的权利，政府只有对国民遵守这些规则才是法治。而不是事后再制定各种法律去层层剥夺这些个权利。这种事后通过制定法律来侵害人权的做法是法制，即“刀制”，也就是在一旁拿着刀来统治。你当然可以说，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搞刀制，但就不能再说自己是法治，到国际社会去强调穆斯林多么享受你这套制度。而今以法治之名行刀制之实，全世界到处说自己是天下第一法治强国，人权好西方五倍，脸不红心不跳。       先是否认存在“再教育”营，到了2018年10月又说我们存在“...

      在离别的山路上回望乌鲁•扎米。       它在乱山残雪间，像是一颗明珠镶嵌在天赐之城（布尔萨有个波斯血统的名字叫 “خداوندگار”，是“真主的礼物”的意思）的中央。       塞尔柱风格的红砖尖塔，使它散发着浓厚的突厥—波斯文化气息。沉静的外表内部波澜壮阔，二十个拱顶轴线交叉营造出巨大空间。墙壁上是四十一位书法家用十三种书法体书写的一百九十二副作品。敏拜尔用质地坚硬的核桃木雕凿，以榫卯将数百个木块扣合在一起；它的一侧用三角形、矩形与压纹浮雕展现出太阳系的布局，以劝教用的讲坛来表达十四世纪穆斯林对天文的认知。殿内有一处拱顶被做了露天处理，下方是一座大理石砌的喷泉，阳光、雨水，冬季则是雪花，由天井落进池里。光线射入池水的一幕，是天下寺院中见所未见的奇景。       春犹浅，寒风扑面，远山雪未尽。眼前粗石红砖砌出的古寺，石墙上为抵消压力而开出双层内衬窗户，面对着古槐深巷。这才是突厥武士的栖身处，而不是拜占庭化的伊斯坦布尔。在十四世纪，它是伊斯兰建筑史上最伟大的五座寺院之一，那时米玛•希南（1490—1588）尚未出世，代表突厥穆斯林最高建筑成就的埃迪尔内的塞利米耶清真寺、伊斯法罕的国王大寺和印度的泰姬陵都不存在，而在欧洲另一端的科尔多瓦清真大寺正在被逐步改造成天主教大教堂。       它是巴耶齐德（1354—1403）苏丹在尼科波利斯战役中（1396年）向真主的举意。科索沃战役后（1389年）奥斯曼人雄踞巴尔干半岛，君士坦丁堡沦为孤岛，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边界北移至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1368—1437）以抵抗异教徒侵略之名向欧洲基督教诸王国求援，罗马教宗博义九世（1356—1404）呼吁组建十字军。此时，英格兰与法兰西结束了百年战争有了关心中欧问题的闲暇，威尼斯人担心奥斯曼帝国西进会威胁他们在爱琴海的商业利益，热那亚怕匈牙利失守欧洲至黑海的贸易路线被切断，天主教骑士团则正无用武之处，于是就促成了西方在中世纪的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他们想借着一场宗教战争，来摧毁这个横档在欧洲人面前的新兴帝国，并能重演当年扫荡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在其心脏地带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基督教王国。   ...

      我在阳台看落日。       它那赫赫红色，仿佛是沾染了千万生灵的鲜血，涂抹在夕天，辉辉火云像是杆头抖动着的血布，那被浸透的残霞似屈死者的倒影浮荡在暮角。它就要落下去了。在东方这片土地上，每一颗红太阳都将在真主滚滚常道下走向末日的黄昏。“假若他为他们所犯的罪恶而惩治他们，那末，他必为他们而促进刑罚的来临，但他们有个定期，他们对那个定期，绝不能获得一个避难所。”（18：58）       听说，他们的毁寺运动，在昭通布嘎宝山清真寺毁出了新境界。《宪法》早已被他们当作废纸踩在脚下，这次则是封建年代的王法都没有了，地方执法部门摇身化为泼皮，殴打村民强行毁寺。看上去，胁迫群众“自愿”改造清真寺的政治手腕都免了。       云南是全国少数族群最多的省份，也是改开后民族宗教政策搞得最出色的，原本它是可以作为解决西域问题的一个良好范式的，可仅数年之间便已退化到官民势不两立的境地，其对改开后民族宗教政策的反叛，与宁夏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在全国具有创造性的像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一样的“两清”政策，曾是当年国际上尽人皆知的一桩丑闻。而今该省对“中国化”运动的执行风格，再令世人大开眼界。       法治是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防护堤，它一旦被摧毁，哪怕只是凿开一个洞，就像是对伊斯兰的“中国化”这样的非法之隙，就必会导致普遍的公民权利灾难。譬如这两年，该省砚山县政府为夺取清真寺控制权，先是在2020年4月9日罢免平远镇茂龙清真寺管委会，后又动用特警逮捕阿訇、寺管会成员和回民群众9人。2021年12月27日，该县又对当年“两清”一事打击报复，以“涉嫌宣扬极端主义”的罪名逮捕松毛坡清真寺马敬伟阿訇。故而，他们既已践踏了法治，也就必然会走到打人毁寺这一步了。       德国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有句话：在他们开始烧书的地方，他们最终会烧人。记得在这场运动开始时，我曾写了《伊斯兰与“中国化”的提出》一文，警告说，“中国化”是理论失控的，它与“清真泛化”、“去极端化”、“三股势力”、“恐怖主义”交织在一起。一旦它作为国家政策被在穆斯林少数族群身上执行，就必然会演变为韩愈在《原道》中的“不塞不流...

      而今，声援已为伊斯兰世界一大特色。       每当巴勒斯坦人遭屠杀或冲突加剧，就会引来该世界铺天盖地的声援。有清真寺主麻日的演讲。有阿拉伯电视台的嘉宾访谈。有自媒体工作者定时向全球穆斯林播报巴人的惨况，在每条资讯的评论中收集人们的眼泪、祈祷和祝福。汉语世界穆斯林则有专司声援的文艺工作者，给巴人带去文字的援助。声援又伴之以声讨，谴责以色列的语言和文字，像是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战场上的炮弹，无情地落向敌方的阵地。以色列可能遭遇了人类自有语言文字以来最猛烈的打击。       伊斯兰世界里的统治者、宗教领袖，还有本应有点希望却是最会趋炎附势的知识分子，连同穆斯林民众一起融入了这种声援中。它又得到外部世界的助力，联合国大会呼吁每年以11月29日为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会员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代表将在该日表达他们对巴人的声援。阿拉伯国家代表在联合国，以雄辩的口才向着以色列代表送去最猛烈的声讨。       那位被捧为“阿拉伯世界的戴安娜”的约旦王后拉尼娅，前几日在推特上表达了她对半岛电视台女记者希琳遇袭身亡的愤慨，在阿拉伯世界引发强烈共鸣。又有美国乔治城大学毕业生努兰•哈姆丹，上台领受大学毕业证书时挥舞着巴勒斯坦国旗，并拒绝了与国务卿布林肯握手，布林肯随后走到她跟前说“I hear you”，应是最接近西方权力核心和最直面的对巴人的声援了。       然而巴人的处境并未因此而得到改善。反倒是，巴人的遭遇越惨痛，则该文化就越兴盛。抑或是该文化越兴盛，则巴人的遭遇就越惨痛。看上去，这样的文化是以巴人的血和泪为养料的。       那些因以色列警方禁止原定于5月29日在耶城的“旗帜游行”队伍进入阿克萨清真寺（ 美方因拜登即将访问中东而向以色列政府施压 ）就庆祝胜利的声援者，显然是高估了他们的语言文字对以色列的杀伤力。       若西方世界也像我们这样去声援乌克兰，而不是在声援之外采取在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行动，则乌国早就在地球上消失了。而该世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行动，则是其国家政府的民主性质，使得该世界人民在政治上拥有发言权。   ...

      俄乌战争，我们又瞧见穆斯林的病根。       有人将矛头对准泽连斯基，说他是靠出色演技来执政的挺以的出生在乌克兰中产阶级家庭的犹太人。倘被认定是挺以分子，哪怕民选总统代表的是国家非个人，也是必被反的。亦有将矛头对准西方的，说它在乌克兰和巴勒斯坦问题上持双重标准。有爱尔兰国会议员理查德（Richard Boyd Barrett）在本国议会，以俄乌和巴以相比较，批评政府对危害人类罪持双重标准。阿拉伯人就引用这段发言，说：“普京的侵略战争仅五日就对其进行严厉制裁了，而以色列的侵略已持续了七十年却未有过这样的制裁！”这番声文并茂的隔空互动，在阿拉伯语社区引发共鸣。还有算历史账的，历数穆斯林在西方世界秩序之下所发生的战争。也有算血债的，查看穆斯林是死在西方手里的多还是死在普京所在的独裁政治军事同盟手里的多。       以上这些，要么是出于对巴人的关怀，要么是向西方讨要公道。可这种对巴人的关怀从未对现实起过作用，巴勒斯坦正亦步亦趋地沦亡。至于向西方讨要公道，则是寄希望和命运于西方，否定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穆斯林在现代社会，活得就像是在旧社会的祥林嫂，虽然勤劳、善良，却处境悲惨。她逢人就诉说不幸，因说得多了，人们就对她的不幸从感同身受变得漠然，再被骂为“谬种”。但她不觉，不管别人感受，也不分场合，依然逢人就说。但这诉说并未能带来改变，她最后死在一个祝福之夜。       伊斯兰与西方，本就是两个世界。       从伊斯兰世界看过去，俄乌战争是西方世界/基督教文明的一场内战。固然在这两个阵营中都有穆斯林士兵，譬如车臣的亲俄武装力量以及反俄地下组织分属两边，但它仍是西方世界的一场内战。既是内战，那该世界中人自然是反血刃相见的了。北约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欧盟对俄的毁灭性制裁，以及五角大楼在普京下令核威慑力量进入戒备状态下推迟试射“民兵”洲际弹道导弹，皆是一种反血刃相见——西方世界一直试图避免陷入灾难。       既是内战，也就是不幸。可同样是不幸，西方人不是向别的世界的人去诉说它，更不去向什么人讨要公道，而是社会各界并力反独裁暴政捍卫自由秩序。我们见到他们对支持乌克兰和反普京所表现出的一种戮力...

      “丰县铁链女”引来滔滔民愤，我却总想着另一条铁链。       2021年12月27日晚，松毛坡清真寺马敬伟阿訇外出失联。一个月后，砚山县公安局给家属送来一份《逮捕通知书》，写的是，“经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人民检察院批准，我局于2022年1月30日11时对涉嫌宣扬极端主义罪的马敬伟执行逮捕，现羁押于砚山县看守所。”与其一同被捕的还有马子龙阿訇。       “极端主义”这个说法，早在2015年我们就指出了它的危害性。因它缺乏定义/明确法律之所指，会使行政机关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罪名；也就会有现在的砚山县司法部门和公安机关对阿訇仅因其传播其教门和文化就任意说成是“涉嫌宣扬极端主义”而将其逮捕。又因它群己权界不分，使人在未侵犯他人之权利和自由的情况下，仅因思想和言论，就被以“法律”之名逮捕，成为侵犯公民宗教自由和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砚山县公安局和检察院，以“涉嫌宣扬极端主义”之名逮捕阿訇，印证了我们对该律条所有的忧虑。按照这样的定罪逻辑，全中国的阿訇乃至两千万每日进行宗教表达的穆斯林都可以被以“涉嫌宣扬极端主义”执行逮捕了。       又惊闻砚山县公安局提出释放条件，说是，若松毛坡清真寺遵照“中国化”的要求执行整改，将会考虑放人。贵局这种手法，使国家从法治退回到法制/人治，将堂堂一国政府的执政水平拉回到大清。亦教人一眼看出，这是对当年“两清”事件赤裸裸的清算。       这几年，世界各种非政府人权组织，如“国际特赦”（AI）和“人权观察”（HRW），持续关注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并将对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去极端化”、“中国化”作为中国人权的劣迹，其中“国际特赦”的一份年度人权报告称：“政府试图使宗教教义和习俗与国家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并对国家批准的和未注册的宗教团体全面加强控制。有报道记录了数以千计的文化和宗教遗址被破坏的情况，特别是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在《去极端化条例》下，人们因为从事一般宗教活动而被当局视为‘极端主义的迹象’，受到任意拘押。”对此指控，中国政府都是矢口否认的。       砚山县公安局以“极端主义”之名，拘押阿訇胁迫回民群众拆寺，是在为世界...

      记得在2014年初，在平凉的一家小旅馆里，我与黄登武先生（求主怜悯亡人）茶叙，聊着窗外一家穆斯林经书店。去年十月，官家以“扫黄打非”之名，没入销毁该店经书2400余册，并附加罚金五万元。一叶落知天下秋，我们为此有过六日的长谈。而今，“庭树槭以洒落兮，劲风戾而吹帷。蝉嘒嘒而寒吟兮，雁飘飘而南飞”。西北和滇省的经书印刷与流通系统被系统性地取缔，割断了文化传布的命脉。其后他们对清真寺的破坏，作为文化清除计划的一部分，是势所必至的。眼下的“并寺”，已使得宁夏和西域许多寺院被从大地上抹除了。他们禁止回民子弟在清真寺学堂学习和传承自己的文化，并在社会各领域禁止伊斯兰信仰表达。       回民以往也荆棘载途，可这次不同，他们在文化和权利上遭遇的暴力是前所未有的。原本人在社会上有着多重身份，回民，同时也会是工人、农民、商人、医生、教师、志愿工作者和环保积极分子。可他们无视人的生活中关系的多样性，从意识形态上将国家公民按照宗教、文化和民族划分，塞进单一身份的小盒子里，按照阶级斗争理论，就是归到“阶级敌人”的阵营，“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这种对人的身份的单一分类法，造成了种族歧视和宗教迫害。阿马蒂亚•森说：“确实，世界上的大多数冲突与暴行都是由某一看似唯一的、没有选择的身份认同而得以持续。煽动仇恨之火总是乞灵于某种支配性身份的精神力量，似乎它可以取代一个人的所有其他关系，并以一种很自然的好战方式压倒我们通常具有的人道同情和自然恻隐之心，其结果或是朴素的原始暴力，或是在全球范围内精心策划的暴行与恐怖主义。”        ——这里我要对回民中的毛主义者说一句：你们奉行的主义不只是要摧毁回民，也绝不会将巴勒斯坦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巴人会从以色列的奴役进入一种更深重的奴役。贵主义天生就是教门的敌手，是宗教和人权最坚固的对立面。所谓“中国化”和“中国梦”，就是染上民族主义精神疾病的毛主义乌托邦复古形式。       逐日加紧的种族歧视和宗教迫害，是对一个族群的敲骨剥髓。但这并不能让回民死灭，他们刚在四十年前经历过类似白俩，并通过克服这些外部毁灭性压力将教门传承下来。故而，外部压迫并不能让一个族群死灭。只有族群精神的销尽——作为一个族群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