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从它来到人间便随附“代价”二字。 人被真主造成这样一种存在，他无法独自生活，必须加入社会。当他加入社会时，便将裁断自己的权利，或谓在自然状态下的对自然法的执行权，交予了公众。这种社会/群居生活产生了政治权力。社会成员为能在受到损害或是出现争执时有可申诉对象，就为公众设置一个权威来担任裁判者。这样一来，人类就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政治社会。 政治社会存在的目的，原是为其成员天生所应享有的权利——自由、平等和独立提供保障的，但因政治权力的集中，总有人会对这些个天赋权利觊觎和掠夺。因社会所具有的行动团体性质，自由与奴役在其中是此消彼长的，社会成员必须时刻为自由而战，为维护其权利而努力。他们要在群居生活中保持一个公民社会的存在。所谓公民社会，它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一个具有公共性质的社会关系领域，它保护个人利益不受国家政权侵犯，监督国家行宪制，使政府之权力纳入宪法的轨道为宪法所约束，使政治运作处在一个合乎法律的理想状态。 近代法哲学家们认为，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建立法治社会。而法治社会的建立，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公民的幸福。但康德认为，法治社会的建立固然可以使人满足对幸福的需求，却不是公民社会的最高目的。公民社会的最高目的乃是让人意识到我们的道德。他认为，人类的法治社会之所能够建立起来，是因为人有道德。认为法治的原则就是道德的原则，而道德的原则就是自由的原则。建立一个公民社会，监督国家实行健全的法治，就是使人成为道德的人，使人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康德认为，自由是人的最高尊严，使人配作为万物之灵长。而这通向自由之人的法治社会的建立，有赖于社会成员的努力。当社会成员不再为之努力时，就会有人独揽一切，握有全部立法和执法的权力。裁判者成为统治者，政治社会变作王国。人被剥夺自由，成了其所在社会牢笼里的囚徒，遭受各种灾难和不幸。 “刀剑可以立刻使一切敢于责难他的人们保持缄默。”（ 洛克语 ）可若人不愿做奴隶，想重获他们作为人的自由，就得起来为它而斗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裴多菲于1848年欧洲革命前，创作了这首名为《自由》的格言诗。但并非是自由于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