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論

      云南文山今日突然报出一则消息。       在清真寺为一位去世的壮族穆斯林举行哲那则（ 穆斯林在土葬前的祈祷 ）后，当地政府强行将死者的遗体运送至火葬场进行火化处理。此举在穆斯林群众中引发质疑和不满，亦引发了穆斯林群众对自身的宗教自由和民族权益的关切。       土葬是伊斯兰信仰中规定的一项丧葬原则，亦是穆斯林社群在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的传统做法。穆斯林视土葬为生命告别这个世界时最具尊严感的一个宗教仪式，它表现了对死者的尊重，并联系到伊斯兰信仰的复生和末日审判。它不仅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还与穆斯林文化和社会认同紧密相连。一个国家尊重穆斯林死者的意愿并进行土葬，是符合人道主义原则和宗教自由的表现，同时亦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在一个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民族身份不应成为使穆斯林死者火化的理由。穆斯林信仰和民族身份是完全可以并存的。宗教信仰是个人自由的表达，与个体的民族身份并无冲突。尊重穆斯林死者的宗教信仰选择，不仅是对个体权益的尊重，亦是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和尊重，严格来讲这是一个拥有多民族和多种宗教的大国赖以存在的基础。       国家许多法律文件均承认伊斯兰教作为国家公认的宗教的存在，宪法第三十六条明确指出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且承诺保障之。作为改开后中国宗教治理的理论和政策基石的“19号文件”亦载明：“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的实质，就是要使宗教信仰问题成为公民个人自由选择的问题，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当然绝不能被用来推行某种宗教，也绝不能被用来禁止某种宗教，只要它是正常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在宗教同民族的关系问题上，各个民族和各种宗教有不同的情况。有些少数民族基本上全民信仰某一种宗教，如伊斯兰教和喇嘛教，那里的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一定要善于具体地分析各个民族和各种宗教的不同情况，善于体察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区别和联系，并且正确地加以处理。”基于此，政府有责任尊重穆斯林死者及其家属的宗教信仰，不得强制要求火化。       对穆斯林死者进行火化亦会对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就如近年来同穆斯林族群相关的事件所引发的...

  按语 ： 在“伊斯兰中国化”初期阶段，笔者写了《什么是“宗教改革”》，以回应该政策以及社会上对伊斯兰进行宗教改革的呼声。黄未原先生就这篇文章同我进行了讨论，表达了一位自由派人士对伊斯兰世界的看法。我们商议后决定将这次讨论发布在各自学术园地，以促进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对话。虽然笔者在该讨论中采取了辩诬的姿态，但深知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威胁到远在东方的汉语穆斯林的生存。（2023年6月11日，旧作新发记）       黄先生，您回复我的文章《谈中东的政教分离》已拜阅，很高兴能与您继续交流。       有神论与无神论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双方的立场极难改变。这立场的改变，必是信仰意义上的宗教皈依——要么我走向无神的世界，要么您成为神的信徒。虽然观念似深渊横亘在两者间，但没什么能阻挡人对真理的追求，以及人与人和而不同的处世理念，所以我与黄先生依然能就这些问题对话。       在您看来，伊斯兰只是宗教，像是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或是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素食主义者那样的意识形态，所以它是相对的，仅有那么一点作为社会存在事物的合理性，而不完全拥有揭示世界真相的真理。但在我这个穆斯林看来，伊斯兰（ 这里使用的“伊斯兰”，指的是对造物主给人类的古兰启示的伊斯兰信仰 ）就是揭示了世界真相的真理，它是造物主给人类的启示，揭示了万物存在的原因，人的生死意义，此岸世界末日的必然来临，以及后世的复生和终极归宿。这就是信仰，就如您将无神论和科学主义奉为真理一样。       您说，伊斯兰与科学究竟谁能真正揭示世界真相，问我对科学的态度，以此作为我们展开其他话题的前提。伊斯兰作为造物主启示给人类的真理，与造物主对万物的造化——自然现象之规律——是统一的。作为来自造物主的启示录《古兰经》，与作为认识自然现象之规律的科学——从“科学”这个词的原初意义上来说，两者之间并不冲突。       “科学”在拉丁语作为“知识”（ scientia ）的意义上，是对世界的认知，这与伊斯兰“尔林”（  العِلْـمُ ）作为知识的概念是一致的。由“尔林”一词派生的“阿林”（  العالِم ），在伊斯兰语境...

      每个时代总要流行点什么。       时下所流行的，是对伊斯兰（ 文中的“伊斯兰”，指的是对造物主给人类的古兰启示的伊斯兰信仰 ）的宗教改革。虽名为“宗教改革”，却并非欧洲史上的新教改革，也不同于伊斯兰史上的教门复兴（ مجدد الإسلام ），而是在现代性名目下的一种反传统、除魅的形式。时下对伊斯兰持宗教改革观念的人，总认为自己所指的宗教改革，是类似欧洲史上的新教改革，实则不是。或许他们对伊斯兰提出这个问题时，意识里朦朦胧胧参照的是新教改革，但就笔者从以往他们的言语和文字中所领教到的，他们观念中的“宗教改革”并非新教改革。 一       欧洲的新教改革，源于天主教的大分裂。在公元1517年，马丁•路德将批判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贴在威登堡大学的教堂门口，从而在天主教会中分离出各独立教会的“新教”来，引发一场延续百余年的反天主教会运动，遂名为“新教改革”。“新教改革”中的“改革”一词，是德文“Reformation”，源自拉丁语“restore,renewal”，意思是“还原”和“更新”。这与伊斯兰复兴中的“تجديد”（ 更新、复归 ）一词，含义相同。这说明在两个天启宗教社会中，存在着目的相似的两种宗教运动。但它们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对宗教合符时代潮流（ 符合现代性，笔者这里还指“中国化” ）的改革，截然不同。       路德、梅兰希顿、兹温利、奥科兰帕迪乌斯、布塞尔、法雷尔等新教改革家们的主要目标，“是向经典基督教之未受玷污的源泉的既无增益亦无污染的复归”，他们认为罗马教廷偏离了基督教的道路，必须通过反罗马教廷来复兴真正的基督教信仰。而不是对基督教给予合符时代潮流的改革。当时的新教徒，是比天主教徒还要“保守”的信仰者，他们改革，并非是因时代生存处境，而是因为“赎罪券”这样的关乎信仰原则的问题。       虽然改革的后果是，天主教教会的统治瓦解，而新教也未能建立起独立的教会（ 仅加尔文派在日内瓦、法国和苏格兰建立起相对独立的教会 ），欧洲君主专制得到强化，形成民族国家意识，以及后来世俗化的现代社会，而新教内部也因现代性问题分离出反传统的自由主义，但新教改革的初衷是对原初基督教信仰的复归，这是这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