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总要流行点什么。
时下所流行的，是对伊斯兰（文中的“伊斯兰”，指的是对造物主给人类的古兰启示的伊斯兰信仰）的宗教改革。虽名为“宗教改革”，却并非欧洲史上的新教改革，也不同于伊斯兰史上的教门复兴（مجدد الإسلام），而是在现代性名目下的一种反传统、除魅的形式。时下对伊斯兰持宗教改革观念的人，总认为自己所指的宗教改革，是类似欧洲史上的新教改革，实则不是。或许他们对伊斯兰提出这个问题时，意识里朦朦胧胧参照的是新教改革，但就笔者从以往他们的言语和文字中所领教到的，他们观念中的“宗教改革”并非新教改革。
一
欧洲的新教改革，源于天主教的大分裂。在公元1517年，马丁•路德将批判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贴在威登堡大学的教堂门口，从而在天主教会中分离出各独立教会的“新教”来，引发一场延续百余年的反天主教会运动，遂名为“新教改革”。“新教改革”中的“改革”一词，是德文“Reformation”，源自拉丁语“restore,renewal”，意思是“还原”和“更新”。这与伊斯兰复兴中的“تجديد”（更新、复归）一词，含义相同。这说明在两个天启宗教社会中，存在着目的相似的两种宗教运动。但它们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对宗教合符时代潮流（符合现代性，笔者这里还指“中国化”）的改革，截然不同。
路德、梅兰希顿、兹温利、奥科兰帕迪乌斯、布塞尔、法雷尔等新教改革家们的主要目标，“是向经典基督教之未受玷污的源泉的既无增益亦无污染的复归”，他们认为罗马教廷偏离了基督教的道路，必须通过反罗马教廷来复兴真正的基督教信仰。而不是对基督教给予合符时代潮流的改革。当时的新教徒，是比天主教徒还要“保守”的信仰者，他们改革，并非是因时代生存处境，而是因为“赎罪券”这样的关乎信仰原则的问题。
虽然改革的后果是，天主教教会的统治瓦解，而新教也未能建立起独立的教会（仅加尔文派在日内瓦、法国和苏格兰建立起相对独立的教会），欧洲君主专制得到强化，形成民族国家意识，以及后来世俗化的现代社会，而新教内部也因现代性问题分离出反传统的自由主义，但新教改革的初衷是对原初基督教信仰的复归，这是这场“宗教改革”的真正含义。新教改革与现代社会，以及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另当别论。
今天对伊斯兰所持的合符时代潮流的宗教改革，显然与新教返璞归真的改革不同。新教改革的对手是罗马天主教会，而伊斯兰没有教会，穆斯林分属于各种自由的独立的学派和宗教团体，甚至是无门无派的独立个体。有观点认为，新教改革产生了西方后来“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两种价值观念。但这两种价值观念是基于西方社会产生的，伊斯兰社会的情况与此不同。
如笔者曾指出的：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政教分离”的问题上，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就是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宗教与政治的冲突，就是教会与政治的冲突。也就是教会在国家的地位、所拥有的权力，国家对教会的态度，如确立国教和实行政教分离，或者反教会。在现代实行政教分离的民族国家中，教会与政治的冲突，是教会以及教会有关的组织和个人对于当今公共问题所持的立场。如众所周知的，在作为“政教分离”典范的美国，其“政教分离”就是“国家与教会的分离”。
伊斯兰没有类似罗马的天主教会，所以这个“现代社会”的源于基督教世界的概念很难套用在伊斯兰身上。可以说，自公元661年之后，伊斯兰世界就是个现代意义上所谓“政教分离”的世界。伊斯兰史上各阿拉伯王朝、波斯王朝、突厥王朝，乃至几个以教派名义建立的政权，虽然统治者本人是穆斯林，他们进行统治的某些价值观是借用伊斯兰的，如当今中东阿拉伯独裁国家政权将某些伊斯兰价值写入国家宪法，但这种君主独裁统治是违反伊斯兰舒拉原则以及公元661年之前穆斯林政治传统的。也就是说，“政教分离”这个现代社会的源于基督教世界的概念所面对的“国家与教会”的问题，在伊斯兰世界并不存在。
“宗教自由”概念也存在类似问题，虽然在伊斯兰世界历史上的统治者（显然他们并不能真正代表伊斯兰）有一些宗教不宽容的行为，但并没有发生过罗马天主教廷那种形式的宗教迫害，也就无法引伸出现代西方的“宗教自由”问题来。
“政教分离”与“宗教自由”这两种价值，确实对西方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今天对伊斯兰持宗教改革观念的人，如果认为他们问题的提出是穆斯林相对西方政治的失败，那么，他们应该把视角转向独裁政权，并致力于去改变这些政权，直到他们心目中的“穆斯林国家”也能像西方那样“自由”、“民主”，从而在“民族国家”的世界秩序下改变穆斯林的处境。
若有人将伊斯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用来推行政治运动，我们可以把这种想法称为政治上的伊斯兰主义（ الإسلام السياسي）。但伊斯兰不等同于伊斯兰主义。伊斯兰主义是行动主义，是为某个目标采取政治行动。把伊斯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用来对抗或改变既有国际秩序，这种想法并不新鲜，“基地组织”就是这样的存在。伊斯兰主义者可以把伊斯兰当作一种意识形态，但伊斯兰本身是超越这种意识形态的。若把伊斯兰等同于伊斯兰主义者所奉行的某条政治路线或某种想法，那是对伊斯兰的贬抑。
二
可以说今天对伊斯兰持宗教改革观念的人，其所指的“宗教改革”并不是欧洲史上的新教改革。这同样也不是伊斯兰史上的教门复兴。教门复兴是穆占迪德（مجدد）的路线，与他们所声称的合符时代潮流的“改革”不同。
新教改革与伊斯兰复兴主义，或言基督教与伊斯兰两个启示录宗教，都把未来视为末日，并对它保持高度警惕。天启和先知不可能再出现，所以接近真理的方法就是珍视传统——离天启和先知的时代越远，人为添加的内容越多，真理就愈难辨。
——必须向神圣时代回溯。
这也是圣人那段圣训的含义：“谁在我们的教门中标新立异，则它应受驳斥。”（布哈里与穆斯林辑录）古兰启示则说：“委实这个是我的端庄的路，你们跟随它，你们不要跟随邪路，以免邪路使你们离开主的大道。”（6：153）
伊斯兰作为真主最后的启示，必须真确无误，直至人类史尽头。而在公元610年之前，天启大道一再泯灭。十二万四千有零的圣人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真主在端正人类走天启大道的步伐。这也说明，这条端庄的路，人类走起来多么艰难——人类一再走错。直到贵圣人默罕默德（愿主赐福他），通过二十余年的艰苦奋斗，才在人类社会复兴古老的天启信仰传统。
从这个视角读古兰，则古兰是对这条古道历史的反复申述：“你记想那个时候着，易卜拉欣与伊斯玛仪竖起天房的根基。”（2：127）古兰总是使用“你记想那个时候”来回顾人类史，从而引伸出复兴的含义来。
“你记想那个时候着，我把天房转成一些人的回赐之处，与安宁的去处。你把易卜拉欣站立的地方当成礼拜之处！我与易卜拉欣与伊斯玛仪拿约：你们为一些游转的人，与一些僻静的人，与一些鞠躬叩头的人，把我的天房叫净。”（2：125）
伊斯兰朝觐，从人的装束到仪式，全面复古，就是对天启古道的维护。“谁在教门方面，是比他把脸转向主（在他的观念上归顺主），与他是行善的人，与跟随易卜拉欣端庄的（حنيفا）道路的那个人至俊美的？”（4：125）
一个“现代”人——尤其是在沙特把麦加建成这样“现代”的都市里，穿着几千年前的服饰，围着人类最古老的房子游转，它所表达的含义再明确不过了——勿偏离古道。在教门上，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添加新内容。如什叶派的产生，就是历史进行到无法挽回的局面时，人们被迫接受的一种现实。再如在历史关口站在了阿里和穆阿威叶对立面的哈瓦立吉派。甚至包括艾什尔里为回应穆阿台齐赖建立凯俩目学。伊斯兰史在圣人之后平添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它们并不是一种在教门上的改革和创新，而是在维护天启古道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遭遇。当然这些内容一旦存在，便挥之不去，但它们有在真主那里存在的合理性。安拉至知。
历史不容分说地进行，没人能逃避它，但穆斯林要在这个过程中维护天启古道，不使它被更改，不使它受转瞬即逝的时代的影响。这是历代圣人的工作，贵圣人及四位哈里发之后，这项工作依然在进行。圣人那段预言性的圣训是这样讲的：“真主在每百年之首，为这个稳麦选派令他的教门得以复兴之人。”（达伍德，4291）
三
他们对伊斯兰所言的宗教改革，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实际上是一种马克思学说的宗教改革。
马克思学说的宗教改革，与“改革”这个词在汉语中的本意相似。
“革”在汉语中原指动物皮毛。
“改革”一词，源于《资治通鉴》所讲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战国时，赵人与胡人兵戎相见。赵人穿“深衣式”服装，上衣下裳联为一体，不穿裤子，所以不能骑射，只能徒步射箭。而胡人上褶下绔（短衣长裤），肩披一条毛皮短围巾，头戴皮帽，脚蹬皮靴，弓袋系在裤腰带上，正好骑射，赵人常年吃败仗。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为了让赵人能骑射，下令改用胡人皮革服饰，后因这个典故汉语中有了“改革”一词。
马克思学说的学者常引用这个典故在汉语世界来解释他们的改革理论，认为改革就是改变旧制度、旧事物，社会只有不断改革才能向前发展。他们改的内容要比赵武灵王改衣服丰富多彩，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宗教、建筑、艺术，凡是他们能想到的，无所不能改。不只是往前改，走投无路时也时不时地再改回来。因为这样改来改去，所以在他们那里没有什么永恒的事物。
他们之所以如此热衷改，是因这种改革理论符合马克思学说的唯物史观。
历史唯物主义是他们的世界观，也是他们改造社会的重要方法论。他们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解释整个人类历史的演变过程。他们自认为己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认为人类历史进程完全可以被认知，就像是达尔文声称发现了从鱼到人的进化奥秘那样。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原因，在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经济决定论。这就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说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在这种历史解释下，他们认为能认识自己所在的历史阶段，从而自信能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帮助历史尽快完成它的过程，尽快走向人间天堂——共产主义社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历史进程的阐释，否定了任何形而上的神的因素的存在。这种无神史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神拉下神坛，把人放在神的位置奉为神。人变得无所不能，“人可以让地球服、海洋降，强迫宇宙吐宝藏”，不知敬畏。
天启宗教认为，人类正走向末日。这种史观则认为，人类正走向天堂。
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类历史进程给予“新”与“旧”的阐释：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打倒万恶的旧社会。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在他们看来，一切过往都是陈旧、糟粕的，会阻碍历史进程，而宗教正是这样的存在，必须改变它。在他们看来，人类史就是一部改革、阶级斗争、革命史。他们会时不时地发起一场对宗教的斗争。
1958年的宗教改革运动，正是这种观念的体现。
李维汉在青岛那次关于伊斯兰改革的座谈会上说：“它那一套规章制度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生活习惯上，世世代代地把回族紧紧地捆绑起来。而且有许多宗教制度是同封建的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各地的情况都说明回族宗教制度中的封建性的剥削、压迫，是一种保守落后的东西，并且成了回族发展中的一个绊脚石。”
言下之意是，伊斯兰拖了社会主义的后腿。社会要发展，不能丢下回民群众，但他们还信仰宗教，只好对宗教做一些修改，暂时允许回民群众带着他们的信仰跟着大家往前走，不要落后。
2019年6月8日
2023年6月7日勘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