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从昨日伊斯兰国到今日巴以，穆斯林的情绪失常并未有不同。诚然九年对于观念的转变而言还太短促，他们理应要沉沦上一百年。这里将这篇旧作原封不动地重发，以与志同道合者共勉，在暗夜里结伴前行。（2024年1月7日，旧作新发记）
对于穆斯林而言，“伊斯兰国”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存在——它就这样存在于当今穆斯林社会，它的首都是拉卡，旗帜上则写着清真言。不要说“伊斯兰国”已是一种政治实体，即使只是一个理念，或者像基地组织那样的意识形态，穆斯林也必须去面对它的存在，而无论它给穆斯林带来的是荣誉还是指责，以及在面对这种存在时心情如何。穆斯林要知道，这就是他们所处的世界，一种社会现实。那些矢口否认“伊斯兰国”所具有的宗教性的人，和那些盲目地奔赴西亚投奔它的人在认识问题的能力上并没有太大差别。关键是，在非穆斯林看来，穆斯林选择逃避“伊斯兰国”问题，把它放逐到伊斯兰的境域之外以保全自己“清白”之身，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伊斯兰国”分子们的署名权来自他们的穆斯林身份，如果这些人不是穆斯林，那问题就简单多了。不过，把“伊斯兰国”分子的信仰交给哈桑•巴士里（642-728）所代表的正统派教义学家们来决断，依照“内心诚信，口舌招认”的信仰原则，这些人显然还是穆斯林；即使把他们交给哈桑•巴士里的学生瓦绥尔•阿塔（699-749）所代表的穆尔台齐赖派，由理性主义学者们来做客观评判，依照对犯重罪者的第四项原则，这些人则是介于“判教者与信士之间”，仍未与伊斯兰完全脱离。所以，最终他们的穆斯林身份取决于他们自己，比如公开发布一份声明来否认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但显然他们会断然拒绝这样做的。
实际上，“伊斯兰国”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所奉行的激进主义路线，这让它丧失了伊斯兰宽容博爱的宗教精神，把一种博大精深的天启信仰和广阔的文明体系狭隘地诠释为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并因此遭到了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内的全世界的指责。不过，我们应当清楚，“伊斯兰国”绝非凭空存在于世界。黑格尔说：“凡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人是一种社会性存在，国家政权更是如此，而“伊斯兰国”则放弃一切社会支持，同所有人类政权相抗衡，如果不是他们疯掉了，那就是既有国际秩序存在着问题。自古以来，人类社会，事物间的因果链条环环相扣，结果皆是前因，没有偶然。探寻“伊斯兰国”问题的所以然之故，当是读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一篇拙文解决不了问题，但可以使我们对问题有充分而深刻的理解。
穆斯林中有人以阴谋论来分析“伊斯兰国”问题，将其归咎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摩萨德，这就丧失了在学术层面探讨问题的基础，它只适合为好莱坞拍摄谍战大片提供素材。
首先，“伊斯兰国”现象的存在是穆斯林自身的“罪与罚”。他们的处境，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他们亲手造成的。一些穆斯林学者（乌里玛）热衷于批判“伊斯兰国”之类的激进主义，但显然他们更应当进行自我批判。人类一切社会存在都是意识形态的结果（如奉行马列主义的中国社会和奉行自由民主制的美国社会），而穆斯林学者们丧失意识形态的思想阵地，失去对社会的认知和对人民的指导，是否当受到批评？相比起他们的前辈对社会问题的驾驭和处理来，他们是否差的太远？有穆斯林学者因为无力处理现实问题就在伊斯兰中拒绝政治选项，认为穆斯林不需要政治，以为逃避政治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诚然，伊斯兰不只是政治，伊斯兰是超脱于政治之外的文明和拯救灵魂的信仰。但在眼下政权分立的人类社会中，穆斯林不可能是无国之民，他们必须寄存在某国体制下，并随时面对着生存和自由的问题。人是一种社会性存在，他们没有办法独自一人活着，如果他们要选择群居生活，就得面对社会，并担负社会责任。这就是伊玛目•安萨里（1058-1111）所指出的信仰者的社会性主命，而社会动荡就是这种责任的缺失。
“伊斯兰国”的存在也意味着民族主义政治在穆斯林社会的破产，一百年来，这些民族主义政权并未能给穆斯林带来尊严感。作为世界范围穆斯林问题象征的巴以问题，至今久拖未决。甚至也未能带来面包和牛奶，这些民族主义政权往往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和社会不公现象，“阿拉伯之春”就是对它的控诉。民族主义不仅把伊斯兰稳麦（伊斯兰信仰共同体）割裂成碎片，也把相同的阿拉伯民族以种族、地域或某个不知名的自我中心观念分裂成22个政治实体，而且它们中很多是彼此对立的。民族主义曾是穆斯林世界为摆脱欧洲帝国主义走向政治独立被迫采取的一套西方政治词汇，如今却成为沉重的历史负担。诗人泰戈尔把这种狭隘的意识形态描述为“是一种席卷当今人类世界并吞噬它的道德活力的残酷瘟疫”。伊斯兰对人类社会的一项伟大贡献，就是拒绝了种族观念，然而民族主义却瓦解了这种超种族的社会联系。西方给人类的最有价值的礼物之一是它的宪政精神，然而大多数阿拉伯民族政权却是独断专行的，他们不学无术，致使民意往往只能通过革命来表达。当前阿拉伯世界的乱局，在激进主义现象的背后，显然是现有的阿拉伯民族国家无力在中东维持社会稳定，并存在严重的政权合法性问题。
对于“伊斯兰国”的存在，西方社会也并非完全无辜。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今天的“伊斯兰国”，是过去西方的“原罪”。一百年前，当西方帝国主义在伊斯兰世界摧毁大一统穆斯林政权及其社会秩序时，就应该预料到穆斯林政治在未来会是任何一种不确定的形式——它可能是亲西方并致力于维护既有国际秩序的，也可能是反西方的。一般而言，这与自由民主制无关，比如沙特和土耳其同是美国盟友，而伊朗则与其存在着紧张关系。911事件后，中东社会秩序在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打击下再次荡然。面对眼下社会乱象及过去百年史，很多穆斯林心存屈辱感，并决定行动起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如笔者在以往的文章中所论述的，很多人走上了对抗现有国际秩序的道路，或者为掌握自己的国家政权而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激进的和温和的形式，或者他们摧毁了原有的秩序，又没能建立起新的有效的秩序来，而让整个社会陷入灾难性的混乱中。
穆斯林不能逃避“伊斯兰国”问题，他们必须反思为什么不能在现代社会建立起安定、富强的国家政权？尤其是阿拉伯穆斯林，他们在中东地带，在人口、经济、文化等领域具有绝对优势，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主体民族”，但为什么无力维护地区稳定？诚然，外部世界十分险峻，但问题是世界从来如此，他们必须懂得生存，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活出个人样来。如笔者在以前的拙著中所言，穆斯林十六亿的庞大人口数量如果不能和他们处理事务时的智慧成正比，那么，这个数字只在统计学上有意义。
2015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