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烧遍加沙每一寸土地。
当流浪狗叼着孩童的尸体穿行于废墟时，伊斯兰稳麦已经死亡。虽然遍地是穆斯林。真主说：“他使你们为大地的代治者，并使你们中的一部分人超越另一部分人若干级，以便他考验你们如何享受他赏赐你们的恩典。”（6：165）这场伊斯兰当代史上的惨剧，该换来穆斯林的觉醒。觉醒，也只有觉醒，才能够是伊斯兰世界——人类社会曾经最伟大的文明，面对这场惨剧该做出的反应。而其他的任何反应——仇恨、绝望和认命，都只会拉低这个伟大的文明的高度，以及他们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先知的追随者的身份。“从你们的主派遣来的明证确已来临你们，我已降示你们一种显著的光明。”（4：174）穆斯林当依循这道光，从二百余年的沉睡中醒来。先不必去做大地的代治者，只是醒来。
在这场惨剧中，穆斯林不断向真主祈祷。祈祷是可以被真主准承的，尤其是当全球穆斯林以一种集体行为共同祈祷时。真主说：“你们要祈祷我，我就应答你们。”（40：60）可若未被准承，则将造成一种当代穆斯林与真主之间的关系的紧张。这是足以让穆斯林感到恐怖的情境。真主的沉默——对当代穆斯林及其行为的反应，在这场惨剧中是如此的震耳欲聋。当我面对这惨剧，在任何一个接近真主的时刻捧起双手来时，我深感，在所祈祷的与真主的应答之间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我索求不来。而那段经文雷声轰鸣——“真主必定不改变一个民族的状况，直到他们自己改变之。当真主欲降灾害于任何民族的时候，那灾害是不可抗拒的。”（13：11）即“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真主为世界万物的运行制定了法则。宇宙有宇宙运行的法则，社会有社会运行的法则。“你在至仁主的所造物中，不能看出一点参差。”（67：3）人所祈祷的，不能违背真主支配世界万物的法则。真主说：“你不要向我祈求你所不知道的事情。”（11：46）即便是先知，其现实处境的改变，亦常伴随着改变其处境的实际行动。在伍侯德战场上，穆圣的头被打破，牙齿被打落，满脸是血。而他亦总是在战场上，才捧起双手来祈求现实处境的改变。是以，祈祷常伴随奋斗。
没有实际行动的祈祷，在真主那里必会是苍白的喧嚣之音。它换来无声的回应，穿云裂石，击破穆斯林虚假的盛世华章。真主说：“他们只尚空谈，不重实践。惟信道而行善并多记念真主，而且在被欺压之后从事自卫的人除外，不义者，将来就知道他们获得什么归宿。”（26：226—227）这是真主对实干者的呼唤，对空想待守者的批评。
这场惨剧告诉我们，预言是有风险的。伊斯兰世界历史上的每一次惨剧的发生，都会出现一批预言家来对其进行合理化解释。这次，他们比先知更确定地知道了末日的进程，而使得惨剧成为一部神圣大剧中的一个情节，直至生人作死別亦不再显得痛苦了。可若是预言失败，惨剧过后末日不至，其对人的信仰所产生的危害将是巨大的。这就似死后复生未发生一样，会从根本上动摇人的信念。基督教在历史上曾多次这样预言，并为预言失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只有真主知道幽玄，教义学因此将知未见当作真主独有的权力，并将其作为人的伊玛尼的十二样条件中的第二样条件。
真主说：“天地的幽玄只是真主的。末日时刻的到来，只在转瞬间，或更为迅速。真主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16：77）这样明确的经文，若日月之当空，足以推翻所有奇谈怪论。私以为，这次，我们该让预言家们承担其言论的责任，譬如公开谢罪，这样至少可以帮助他们提高下一次预言的准确性。
这场惨剧亦告诉我们，伊斯兰世界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历时六个月之久的屠杀，就发生在该世界的心脏地带。我们亲眼见到，真正能够影响事态发展的政治力量是来自西方世界。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政治实体，长期处于脆弱状态，或不具正当性。这些国家都有受专制政府统治留下的社会创伤，而其人民却又不相信民主制度能有效地解决国家失败的问题。穆斯林必须以开放的态度来讨论和解决其社会存在的这些问题，以改变伊斯兰世界在面对危机时的这种脆弱性和无力感。但这些重要的社会问题，迟迟得不到讨论和解决。该世界的精英们讨论的主题，往往是救世主降世、美帝国主义和阴谋论。
加沙人落在这样一个世界，就只有赴死了。
伊斯兰世界的精英们面对这场惨剧开出了各种药方，其中最为经典的一副药是等待末日救世主麦海迪的到来。这副药在伊斯兰世界历史上的惨剧中常被使用，虽从未见效，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麦海迪信仰/伊玛目教义可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将社会组织起来，但要将什叶派社会同逊尼派社会进行区别，因为两者的社会结构和宗教信条不同。什叶派社会是可以将麦海迪信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因为这是它作为一个教派存在的基础，或者说它别无选择。当年，侯赛因在卡尔巴拉遇难后，穆赫塔尔•塔卡菲在库法推动亲阿里运动，试图将阿里的后裔推向权力的宝座。他为争取库法人的支持以及统一当时各派亲阿里势力以反抗伍麦叶人的统治，就宣布当时阿里家族的领袖穆罕默德•本•哈纳菲亚为麦海迪（引路人），而自己是其掌旗官。这是麦海迪第一次在伊斯兰历史上被提出，当时它还只是一个政治概念，并不具有后来这样丰富的宗教内涵。
由于怀疑穆赫塔尔说法的真实性，库法人到麦加见伊本•哈纳菲亚当面求证。伊本•哈纳菲亚对伍麦叶人的统治深恶痛绝，故而他既未证实，亦未否定。这样一来，穆赫塔尔便具有了一种在政治上的正当性，并领导了公元685年反抗伍麦叶政权的革命。公元687年，穆赫塔尔兵败被杀，亲阿里运动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什叶派开始作为一个宗教派别在穆斯林社会形成。穆赫塔尔的追随者中的一部分人定期在库法秘密聚会，讨论亲阿里运动在现实中所遭遇的挫折，并为这些挫折进行宗教上的合理化解释。在这种讨论中，他们提出了阿里不死和伊玛目麦海迪隐遁并回归，为受压迫的人报仇的观点，从而形成了早期什叶派宗教团体凯桑尼派。这种观点在当时被穆赫塔尔的其他追随者谴责为古拉特（الغلاة ），即对伊斯兰信仰夸张和过分。
凯桑尼派的这种对伊斯兰的新见解，影响了后来的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意识形态的形成。该派将伊玛目教义作为其伊斯兰信仰的基础性信条。故而，什叶派社会只能以麦海迪信仰为其意识形态，并以此形成一种政治力量来应对该社会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其应对的方式，我们已在这次加沙战争中见到了。
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它可以成为社会成员的共识和愿景，提供内在凝聚力，支持一个实现其社会目的的政治共同体。如人类学家克利弗德•纪尔兹所指出的，当一个社会产生了社会与政治危机，加上因迷失方向而产生了文化危机的时候，那是最需要意识形态的时候。在西方社会有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有共产主义，可在当今伊斯兰世界，确切地说是占该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的逊尼派社会，几乎没有可以对政治给与积极反应的意识形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次惨剧中发现，逊尼派社会比什叶派社会表现的更为糟糕的原因。
若对此进行深入讨论，逊尼派社会的这种糟糕表现，并非是因其缺乏政治意识形态，而是因什叶派的麦海迪信仰，在逊尼派信仰中处在一个不能作为基础性信条，但同时亦未被完全否定的状态。因为麦海迪信仰没有《古兰经》明文的支持，故而它在逊尼派不能在“六大信仰”的基础上被增设为第七个信条。这意味着，麦海迪信仰不能像在什叶派社会那样，成为逊尼派社会的意识形态来将社会组织起来，以形成一种可以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力量。但因它未被完全否定，从而作为一种处世的消极思想存在着，并对其社会成员产生一种摆脱其社会责任、政治责任的依赖性。简而言之，这使得逊尼派社会既不能产生像伊朗那样的政治共同体，亦不能积极参与建立一个民主政体。这使得政治力量在逊尼派社会在面对重大社会危机时是缺席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亦无法发挥其作用。
为解决该问题，我对逊尼派文献中包含的全部二百余段麦海迪圣训，依照圣训规则进行了考证，并写了《圣训学中的麦海迪》一文。其实，从历史学来讨论这些问题，将比圣训学更简单和清透。这就是为什么像伊本•赫尔敦等阿拉伯历史学家们，能够更轻易地看到问题的本质。但我还是选择了以圣训学来讨论问题，因为我想借此激发伊斯兰学能从空中楼阁回到现实，以开放的态度来讨论和解决穆斯林社会存在的这些问题。若我们不想借他山之石，则就要在伊斯兰知识体系内来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我记得有个满拉写了些维护麦海迪的文字，因布哈里和穆斯林未在其圣训集中收录相关圣训，就对其权威性进行攻击。他原本不配出现在我的文章中，所以我没有刻意要针对谁的意思，只是要说明伊斯兰学可悲的现状。此外，这个时代迫使我们必须将一些人，像尘土一样从身上掸去，而去团结一些志同道合者，在暗夜里结伴前行。
临末，我要抛出这句沉重的话：我们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吗？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政治学评论中说：“众多社会把军事挫折归咎于对宗教的不诚，宁可献上更多的礼仪和牺牲，也不愿全力以赴地重整军队。近代社会里，很容易把社会失败归咎于外国阴谋，不管是犹太人的，还是美帝国主义的，而不愿在自己制度身上寻找原因。”穆斯林必须勇敢地承认，是伊斯兰世界的衰落将巴勒斯坦人抛入这样一个绝境的。若非有这样的觉悟，就无法避免下一场惨剧的发生。而真主说：“真主的确喜爱那等人，他们为他列阵作战，好像坚实的墙壁一样。”（61：4）
对于信真主的人，希望总是有的。真主说：“一个人，原是死的，但我使他复活，并给他一道光明，带着在人间行走，难道他与那在重重黑暗中绝不走入光明的人是一样的吗？”（5：122）当代穆斯林就如一个在生活中跌倒的人，爬起来重新生活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对于伊斯兰世界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共同体而言，其若要从历史谷底走出来则是以百年来计算的。世事无常，黑夜总是要来临的。真主说：“夜间的觉醒确是更适当的。”（73：6）人必须勇敢地走入夜色中——接受作为失败者的现实，穿越迷雾和屈辱，直到下一个黎明。因为是他们亲手造就了黑夜，所以黎明是不会到来的，除非他们亲手创造出它来。
2024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