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重新看待“东方主义”。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揭示了西方通过学术、文学、艺术等途径构建“东方”的方式，这种构建使东方成为一个静止、落后、神秘的对象，与“进步”“理性”的西方相对立。通过这种文化他者化，西方不仅确立了自身的主体性和文化优越性，还为其殖民扩张提供了合理性。然而，萨义德的这种理论本身具有某种适用性，穆斯林社会同样需要反思其是否也在以相似的方式他者化外部世界。穆斯林社会在应对外部批评时，往往将其归结为“东方主义”的偏见，而忽视了批评背后可能存在的合理性。这种态度使得穆斯林社会对其内部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文化保守及学术停滞的深层次问题缺乏足够的自省。 在面对西方/非伊斯兰世界对这些问题的批评时，穆斯林社会倾向于将其视为文化偏见、将自身的失败归因于外部力量，如阴谋论、双重标准之类的，同天朝的“美帝亡我之心不死”遥相呼应。这种归因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穆斯林社会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如经济发展的滞后——我昨日见朋友发来喀布尔泥泞的街巷——不仅与外部制裁或殖民遗产相关，更与治理无效、资源分配不均以及社会创新能力的不足密切相关。穆斯林社会在批判西方“东方主义”的同时，也在以类似方式他者化西方，将其视为统一的“敌人”或“压迫者”。这种二元对立忽视了西方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甚至导致穆斯林内部的激进主义倾向。一些群体通过妖魔化西方文化来强化自身的宗教或文化认同，却无视跨文化合作的巨大价值。与此同时，他们正乘坐最现代化的客机进行全球旅行，使用最先进的手机进行通讯，甚至他们就生活在西方社会。 对“东方主义”的过度指控强化了防御性心态，使穆斯林社会对外部建议和国际合作持排斥态度。这不仅限制了经济、教育和科技领域的开放性，还削弱了内部改革的动力。过于强调外部偏见容易导致文化认同的单一化和僵化。穆斯林社会为了对抗所谓的“西化”，可能会强化传统主义，全面排斥现代性，进而丧失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力。对外部的关注掩盖了内部的社会矛盾，使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 穆斯林社会当重新审视“东方主义”理论的局限性。私以为它只适合西方学界用以自省，而对穆斯林社会有害无利。卡西姆•萨马莱在《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