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阿拉伯人，若是见有人不是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死掉，就猜疑是被人给毒害的。因这种思维方式的流行，使得许多历史事件扑朔迷离。他们总是将复杂社会现象简单归因于幕后黑手，认为事件的发生是某个阴谋的结果，而耗费历史学家大量笔墨澄清事实。现在的穆斯林，或许是因一种文化传导作用，在对待社会问题时，亦总是表现出阿拉伯人在其民族性上所具有的这种思维方式，以阴谋论来解释自身困境，将伊斯兰世界的落后归咎于外部敌对势力。 例如，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认为，犹太人通过共济会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全球经济、媒体和政府，并试图削弱穆斯林国家。甚而将现代全球体系的运作，归结为犹太人控制世界的结果。这些阴谋论通常将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复杂问题简单化，将共济会或罗斯柴尔德家族描绘成幕后操控者，以解释各种全球性事件。 共济会被描绘为一个秘密组织，旨在操控世界政治和经济，乃至要实施“新世界秩序”计划。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如法国大革命、两次世界大战，都被解读为共济会的阴谋。还有阴谋论者将共济会描述为反宗教、反道德的邪教组织，将其同现代社会的世俗化关联在一起，如将其同法国奥运开幕式上那具有争议的一幕相关联。 我们知道，共济会起源于中世纪的工匠协会，后逐渐演变为一个倡导启蒙思想和博爱互助的组织。它在十八至十九世纪间曾对欧洲启蒙运动和一些政治变革产生过一定影响，但这更多是思想传播的作用，而非幕后操控。现代共济会更像是一个社会俱乐部，成员多为中产阶级和退休人士，主要参与社区服务和慈善事业。它并非一个全球统一的组织，而是分散在不同国家的独立社团，缺乏统一的指挥系统。 阴谋论者无法提供共济会操控全球的具体证据，只是通过猜测和模糊关联来推论。如把某些历史人物的共济会身份与重大事件强行联系，实则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全球事务涉及多个国家、利益集团和复杂的社会力量，任何单一组织都难以全面操控。至于共济会强调隐私，可看作是为保护成员的隐私权，这一点与大多数私人社团类似。倘若共济会真是世界的幕后操控者，为什么它的行动如此隐晦，而不是公开宣布权威？这种假设显然缺乏逻辑支持。 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它被一些阴谋论者认为是世界上...
听闻马志雄为给回民印经书再度入狱。 他所受指控，不过是因承接回民内部流通的经书印刷，其行为既无意图牟利，亦未危害公共秩序。然而，宁夏警方与法院却以“非法出版物”之名罗织其案——在当地查出他所印经书，判其有期徒刑十个月，令人愤慨。他前次入狱，同样的罪名，遭判刑五年（ 刑期自2016年4月19日起至2021年1月10日止 ）， 其母为子伸冤去世在公交车上 。 回顾历史，穆斯林社群的宗教文献印刷，是其文化传承的重要面向，即便黑暗如满清统治，亦未见干涉。经书与注释书籍，不仅为信仰提供指引，更构筑了族群的集体记忆。然而，今日的政府，却以行政手段打压禁绝这类印刷活动，将文化行为视为“非法”，已然超越了法律的本分。马志雄案，反映出国家治理中一种令人忧心的趋势：通过行政管制与司法介入，压制宗教与文化表达，试图以统一化思维抹平多元文化的根基，让花色多姿多彩的五十六个民族都成为红彤彤的石榴籽。 此案尤为令人愤慨之处，在于其体现出人治对法治的赤裸挑战。宪法明确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与信仰自由（ 第三十五条与第三十六条 ），更规定各民族有使用与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之权利（ 第四条 ）。然而，实践中，这些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与法治原则，竟常为行政机构随意解释所架空。马志雄从事的印刷活动，既未违背宪法精神，亦无证据显示其印刷品对社会构成实质性危害，政府以预判之心定罪查抄，既无正当性，亦无合法性，徒见权力之滥用。 更令人深思者，是“扫黄打非”运动如何被悄然扩展至宗教文化领域。本应针对黄色与非法出版物的行动，何以演变为打压民族文化、消解信仰多样性的工具？答案或许在于一种对控制的迷恋——将一切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表达，归为“非法”或“有害”，从而方便治理。然而，这类治理逻辑无异于饮鸩止渴。文化与信仰，乃社会之根本稳定所在；压制其多样性，只会造成长期的分裂与冲突。 马志雄案并非孤例，而是整个穆斯林社群近年来所承受压迫的缩影。玉溪马玉巍阿訇被捕一事余音尚存。这些年来，穆斯林族群的宗教文化活动屡遭冲击。经书印刷厂的查封、宗教书籍的没收，皆表明一种针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